其次，从和谈的主要分歧及其破裂原因来看：和谈没有成功，终至决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有人根据成功在谈判中不断揭露清廷无诚意之言辞，断定和议不成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清朝根本不可信。认为当时成功反复认真考虑的并不是应不应降的问题，而是可不可降的问题。从而认为成功抗清的坚定性远较张煌言、李定国等人为逊色。这个意见也很难令人信服。对成功之评价也欠公允。认为他接受和谈是有降清的思想，更是与历史真实相径庭。众所周知，“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注：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选集》卷二。）。清郑双方在谋求实现和平的谈判中，对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和平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应该说，和谈的政治目的不同才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可信不可信不是主要的。
    就清方来说，对郑和议实际是其一贯的剿抚兼施政策的一种体现。至于议和时提出的具体条件，有的是实现目的的权宜策略，有的则完全是一种借口。前引枢臣建议对郑改用招抚政策时指出，考虑到成功“屡次犯顺，抚之无名”，建议在芝龙首先归顺，赏未酬功等问题上作文章，认为这样“庶为得体”。也考虑到要削夺成功兵权，“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注：密奏区处海寇稿，《明清史料》丁编页六六。）。故清廷在敕谕中堂皇地说：“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注：《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刘清泰在对成功的劝和时也强调“如惧投戈为孤注，何妨拥其子弟而归？倘疑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注：刘清泰与郑成功书，见《从征实录》永历七年九月条。）清朝原只给泉州一府安插兵众，后又益以三府，做了一定的让步。为了实现招抚的政治目的，具体条件是可以变化的。如按清政府的要求实现和平，将使遥奉明永历年号的郑军所占领的地区，归入清朝版图，实现东南地区的统一，即实现在满汉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和平。
    就郑方来说，在与清谈判中强调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又比高丽，不剃发”（注：佟国器密奏疏稿，见《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二月条，记有“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广阳杂记》卷二记有“请以安南、朝鲜之例，不废贡职”。），甚至在复芝龙信中说过“若清朝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过相同的话（注：郑成功复郑芝龙书，与郑世忠书，均见《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条。）。有些条件或说法同样系出自权宜的策略或是一种借口。正如他给芝龙书中所说，“修禀聊述素志，和议实非初心”。但在坚持不薙发、坚持多给土地安插兵众，甚至“坚持不奉东西调遣”，“不受部院节制”（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十月《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等清方难以接受的条件中，也反映了成功为实现其“杀虏救民”、“恢复”“中兴”的政治目的。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甘偏安于一隅。战与和都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所以，如按郑成功的条件实现和平，将是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以汉族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和平。
    可见，和谈中的最根本分歧，在于双方竭力坚持的政治目的不同，争的是由谁来统一，由那个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是由满族统治者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实现统一，君临人民？还是由郑成功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进行统一，实现“中兴”？当时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政治目标，彼此无法妥协，注定谈判的必然破裂。但双方又都想通过和谈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想争得比战争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所以从双方主观意识方面来说，不存在单纯的谁受骗“中计”或谁受“摆布”的问题。
    再次，从和谈过程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来看：本期清郑双方从战到和与从和转战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剿抚两手或战和两手的具体关系。双方都是以剿（或战）为主，以抚（或和）佐剿（或战），或“寓剿于抚”（注：马国柱揭帖，顺治十一年五月，档案馆。）。在二年中进行的四次议和活动过程，双方都运用剿抚或战和两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清方来看，早在一六五二年十月给刘清泰的敕谕中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同时，就已指出，“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当时金砺尚陈兵海澄城下，继派吴汝阶、额黑里、吴库里统率的满洲大兵及乌金超哈客兵，也于一六五三年三月初四日开抵福州，企图会合金砺等“同心戮力，恢复澄邑，期擒渠魁，廓清疆宇”（注：张学圣揭帖，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档案馆。）。果于第二次和谈开始前的五月初，两路数万满汉大军发动了对海澄的进攻。奉招抚专命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使用劝诱威胁两手来迫使成功就范。在其一六五三年九月给郑鸿逵书中一面说，“兼程入境，意欲早定海上之事，……以早结足下一门兄弟忠孝之局”，表示了和谈的诚意。同时，又以“固山之兵，露刃于漳滨，南至之师，立马于泉界，有不能顷刻待者”相威胁。在翌年七月给清帝的报告中提出，“职以为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皇上“特遣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抚局可成，既可阴销其叵测，一不成而呼吸援应，犹不至孤危隔绝。如前督臣江东桥一战之往事也”（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七月，《明清史料》甲编页五四四。）。到第四次谈判破裂，一六五四年十月闽抚佟国器在密奏中指出，“以浙、闽、东粤近海各郡与其安插，并支粮饷，则是付东南半壁于跋扈不臣之手，将谁欺乎”，主张“非示之以威，则何知有恩？非迫之以剿，则何肯就抚？此不易之定理也”。刘清泰更明确指出，“成功之终不受抚，与终不可抚，已不待再计而决矣。倘于此而皇上不大张问罪之师，亟易抚局而为剿，不但人心日听其摇惑，并且地方日受其侵凌，全闽之事，有从此不可问者矣”（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十月《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同年十月十八日，清廷就决心“发兵扑剿”了。以上这些事实，与清政府在和谈中完全受郑成功“摆布”的说法，显然是有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