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矿要政的提出及特点
    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些官员认为铁路太少是一个重要原因。加上俄、法两国的铁路已展筑到中国边境，将侵入中国腹地，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立即筹划铁路的兴建工作。至于开矿，则是清政府解决战后财政困难的一项可兴之利，既是通商惠工的需要，又是筹饷急务的重要内容。于是，路政、矿政就成为战后清政府的要政。这两项要政，在集资和经营管理方式上的特点，值得注意。
    铁路、矿山都是需要较大投资和较高技术的产业部门，巨大的投资由何而来，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首要难题。在筑路问题上，清政府打算官办、商办并存。但华商筹集巨额资本不易，商办受阻，清政府只得采用借款官办的措施，企图“利用”外资与招集商股并行。1896年9月，受命主持芦汉路的张之洞、王文韶会奏，主张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设铁路总公司，官督商办，以盛宣怀为督办（注：《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张文襄公全集》卷44，奏44。）。此议得到清廷同意。
    盛宣怀的计划是由铁路总公司出面借洋债2000万两，招商股700 万两，入官股300万两，借官款1000万两，先筑芦汉，再办苏沪、 粤汉等路（注：《强学报、时务报》合订本2，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63、1805～1807、3267～3268、1179～1187、1179～1187、1179～1187、1179～1187。）。由于招集商股没有成效，作为官股的南北洋存款300 万也没有落实，最后只有借洋债一条路可走了。清廷设想商借商还，权自我操，但前提是外国平等对待中国。而正乘中国战败力衰之机，大举掠夺中国的列强，岂能放过侵夺中国路权的时机！结果，外国公司通过商业性的筑路合同，攫取了大量权益，并为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服务。
    在开矿问题上，如何集资、投资，清政府的措施同样也是摇摆不定的。1896年初，御史王鹏运奏请通饬开办矿务，建议清廷“特谕天下，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请开采，地方官认真保护，不得阻挠”（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第291，246、249页。）。户部和总署虽然议奏照准，但又担心“股款能否凑集，有无弊混，应由臣部再行咨令各产矿省份厘定章程， 切实奏明报部”（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631、3631、3637～3688、3688、3744、4365、4365、4160、 4128～4130、3744、5109～5100、4150、4051页。）。最后的结果，一是允许民间集股开采； 二是要求有关省份制订章程加强管理。
    较诸铁路，采矿业中的商办效果差强人意，私人投资较为活跃。据统计，自1896-1900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商办采矿企业，新增14家（注：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之43、44。），远远超过甲午战前20年的数量。同时，官办、官督商办采矿企业也有15家（注：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之43、44。）。
    不过，中国本国的资本仍然有限，管理和技术水平都较落后。加上外资闯入中国采矿业，已势不可挡。一些官员也企图利用外资，变不利为有利，并有“朝廷主之”的设想（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255～2256，1404、2979，47，50，44～49页。），但实际并不如愿。如山西的晋丰公司、河南的豫丰公司，以招集中外资本的名义成立，但华资多徒有其名，外商却享有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用人理财等多种权利（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255～2256，1404、2979，47，50，44～49页。）。至于德国夺占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矿权，则纯属赤裸裸的暴力强制。1898年颁行，宣称要“示洋股之限制”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规定须先有己资或华股3／10，才能借用外资（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255～2256，1404、2979，47，50，44～49页。）。但这也意味着外资有可能占到7／10。经修订后的章程， 仍给外商留有一半股权的可乘之机（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255～2256，1404、2979，47，50，44～49页。）。更何况，与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有利害关系的矿权，清政府的法规毫无约束力可言。像德国在山东、俄国在东北的矿权，就是如此。总之，“利用”外资的结果，是中国权益的大量外泄，矿山、铁路，莫不如此。
    经营管理上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方式上采用公司组织，向市场化靠拢；二是宏观管理上尝试运用法规，并试图集权于中央。
    甲午后，清廷要求企业组织“一切仿西人成例”。在路矿要政中，也出现了公司化的经营管理形式。在铁路方面，本欲商办的芦汉路，由官督商办性质的铁路总公司承办，野心勃勃的盛宣怀被王文韶、张之洞保荐为督办。
    按设计，总公司不是一个官衙门，而是独立的商业公司，具法人资格，可以招商集股，举借外债。公司组织悉照公司章程办理，初具近代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注：《强学报、时务报》合订本2，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63、1805～1807、3267～3268、1179～1187、1179～1187、1179～1187、1179～1187。）。到后来，商股没有着落，只得靠借外债筑路。债权国比利时借列强的强权干预，通过借款合同攫取了芦汉铁路的大量利权。这样，原先的公司组织形式，成了一纸空文。实际情形是，“代为营造”的比国工程司，拥有海关税务司那样的事权，“一切购料、办公、用人、理财，悉资经理”，总公司不过加以“核定”而已（注：《愚斋存稿》初刊，卷2，第34～38页。）。公司化经营打上了半殖民地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