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总统制到内阁制：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过程
    由此可知，南京临时政府最初试行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从总统制到内阁制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从“临时的政府组织大纲”到“临时约法”的变化中。这个变化过程，主要是由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由具有独裁专制野心的袁世凯继任促成的。根据这一情况，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其立法工作便受到了因入而异的影响，出现了因人立法的现象。
    那么。对面京临时政府时期出现的由总统制到内阁制的变化现象，也就开始这个时期探索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因人立法现象，应该怎样理解与看待呢？
    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人立法是不足取的。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因人因时立法的现象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因为在临时政府中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本来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并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意见；即使孙中山主张总统制时，宋教仁也没有放弃他的内阁制观点。这说明，同盟会内部关于采用总统制还是采用内阁制，并不是随着孙中山的个人意见为转移的；况且，采用总统制的意见老早就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确定了，也并不是孙中山回国之后才临时改变主意的。因此，在处于探索阶段的这一时期，对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有一个认识过程，不能简单地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因人立法现象加以否定。
    事实上，在中国实行内阁制可能要比实行总统制更合适一些。因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人的脑海中抹不掉皇帝的形象，实行内阁制比实行总统制更能防止复辟事件的发生，更能从政治制度上铲除滋生专制独裁的土壤。而这一认识过程，只是通过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才得以完成的。
    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怀疑他会实行独裁，更不会想到他实行复辟，自立为皇帝。对于孙中山来说，他一生中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在一般人心目中，孙中山就是民主的象征，人们见到了他，就“算见到民主了。”〔9〕人们信任他、崇拜他。民国伊始，万事待兴，各方建设需要统一筹划；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建立初期面临清军威胁，随时都有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危险。因此，初生的民国需要集中权力，统一行动，以应付艰难时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主张采用总统制作为临时政府的短期过渡制度，是期望通过赋予孙中山更大的权力，让他尽快实现统一，使国家尽快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孙中山自己亦抱着同样的想法，因而他不愿意做空有其名的总统。因此，孙中山就任之时，人们大多数（包括孙中山自己）都倾向于采用总统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时，情形就不一样了。人们透过袁世凯的经历，骤然感到总统制包藏着危险的隐患。人们的认识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意识到中国需要采用内阁制。因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大不相同。他为人奸诈，阴险毒辣，两面三刀。他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乘清廷之危，一方面挟持清帝以压迫南京临时政府妥协，另方面又以南方革命军威逼清室向他交出统治权。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扮演的角色，明眼人早已洞悉其奸，只不过南方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帝、顾全民国统一大业而予以让步罢了。清帝退位，袁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本应到南京就职，结果他又大耍花招，制造“兵变”，不肯离开他的封建老巢。至此，他的野心暴露无遗：他要当新的专制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主张实行总统制的人深深感到中国实行内阁制的必要和重要，深深感到只有内阁制才能制止帝制复辟事件的发生。因此，袁世凯继任总统后，人们一致要求采用内阁制。
    上述总统制到内阁制的变化说明，仅仅只注意孙袁易位及其立法与制度变化的表象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个表象还包含着临时政府时期的人们对哪一种类型的西方政治制度适合于中
    国国情的认识过程，它与后来那些独裁者随心所欲地玩弄法律与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
    三、袁世凯重新确立总统制的图谋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的正确性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对责任内阁制认识过程的完成，由于责任内阁制的确立，因而便打中了那些野心家和复辟狂的要害。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破坏责任内阁制，处心积虑地重新确立总统制。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权主义者们期冀以宪法（临时约法）、内阁（国务院）、国会（临时参议院）作为同封建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进行斗争的武器。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专制势力，原本没把临时约法、内阁制和国民党竞选国会多数议席当一回事。在袁世凯的眼中，权就是法，而军队就是权，只要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和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当宋教仁组党并占据国会多数议席后，袁氏便感到事态严重起来了。特别是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份并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要组织责任内阁时，袁氏这个一惯崇尚武力的独裁者就害怕了！他曾对自己的一位心腹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10〕袁世凯挖空心思想要宋教仁放弃责任内阁制、首先是用高官与金钱进行收买。袁世凯曾派人向宋表示，只要他不坚持责任内阁，就一定借重他担任总理；此法不灵，袁世凯又以帮助宋提供政治活动费为名，派人送去巨额支票一本，可支票当即就被退了回来。袁见宋坚守节操，“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11〕决计以恐怖手段对付他，使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1913年3月20日，正当宋教仁踌躇满志、以胜利者姿态启程北上组阁时，被袁世凯与赵秉钧合谋刺杀于上海车站。
    宋教仁被刺，这是袁世凯公开破坏内阁制的标志。袁氏当上正式总统后，又一脚踢开国会，另以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取代国会职能，并利用约法会议制造出了二部取代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的所谓“新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