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她先后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继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77年7月起，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美国史研究员。1951-1952年，黄先生参加了广西柳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行将结束时，三名土改队员（其中两人是辅仁大学同学）被混进土改工作队的匪徒开枪打死，另两位同志被枪声惊醒，与歹徒英勇搏斗，才幸免于难。黄先生说这次血淋淋的事件给她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
    黄先生在总结自己从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实践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上述社会实践使我认清了革命的艰巨性、集体的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磨练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我追求真理的信念，对我毕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起着重大的影响。”[①b]这一番话，隽永意长，发人深思。
    二
    谈到黄先生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贡献，不能不从其早期成就谈起，而这些成就又都与她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事件做出科学解释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在于实事求是。黄先生发表的最初几篇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1951年6月，正值我国人民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一些文章的作者为这一伟大运动所激动，希望从历史上找出美帝破坏条约的罪证，来“帮助读者从理性认识上增加仇视美帝、蔑视美帝、鄙视美帝的情绪”。但他们“不能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分析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找罪证。”相反，却随意摭取了一条当美国走出独立战争时，1978年美国谈判代表利用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之间的矛盾，赢得于己有利的条约的实例，作为揭露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罪证”。如果不是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或许会同意那些同志的“左”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蓬勃开展的当时，情况更其如此。但黄先生坚决反对这种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她在1951年6月特地以“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为题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这一个时代的美国，非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甚至资本主义也还在萌芽的阶段，她能够策略地运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矛盾，在独立革命战争中获得当时英国的敌人--法国专制的波旁王朝的援助，充实了作战的力量，击败了束缚它的发展的敌人--英国，可以说她是外交政策的成功。这正是弱小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运用灵活外交的辉煌胜利。但当她走出战争的时候，旧日的同盟国家--法兰西、西班牙要宰割她，索取极高的代价，妨碍了美国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而旧日的敌人--英国已打得无还击力量，愿意以宽大的条件和美国单独媾和的时候，年轻的刚走出战争的美国单独地和英国媾和，是绝对符合她的生存和发展的，是正确的。”[①c]黄先生进一步指出，“要想找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是多得很”，问题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现象、政治人物、个别问题都由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我们着手分析时，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评定它们（或他们），不然，就会陷入简化主义或公式主义的错误，就是非历史观点的方法。”[②c]她在文章的末尾总结性地指出，“从以上的分析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1783年美国和英国单独媾和是附合美国民族利益的，美国当时并不负任何破坏同盟的责任。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历史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因为任何外国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崭新的园地，我们对于任何专题的研究，如果不用冷静的头脑，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就会发生严重的偏差，引起学术界的混乱现象的。”[③c]
    以上这段文字，可谓是切中肯綮，抓住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这是40多年前黄先生初涉新中国史学园地时就表达的真知灼见，而她也正是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开始了她美国史宏篇专著的写作。
    黄先生回顾她写作《美国简明史》的过程，追溯到了1947年春回国不久。当时她对国民党腐朽政权必将崩溃满怀信心，便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着手写《美国政治经济史》初稿。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继续进行写作。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出版总署建议将史稿改写为简史，以应读者的需要。于是，黄先生历几年之辛劳，终于写成《美国简明史》，并于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叙述了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1952年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和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止时期的美国历史。全书共10章，凡36万字。正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她尝试“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同时书中还具体描述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美国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美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潘恩、道格拉斯和林肯等都作了新的评价，对于工人阶级活动家和领袖人物如约瑟夫·魏德迈、佐尔格、德布斯、鲁登堡和福斯特等的活动，也都作了恰当的叙述。这些都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该书的问世，在社会上和学术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陈翰笙先生认为，这“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④c]另一位学者认为“它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界第一部用新观点写的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⑤c]这“第一”部不能不是对黄先生对于新中国外国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后来人们仍始终没有忘记将这一著作连同1957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共同列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⑥c]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成为许多五六十年代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和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为培养一代美国史研究工作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先生的研究是从不止步的。除“文革”期间因思想上抵触较大，始终未发表文章外，一直没有停留对美国史问题的思考。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终于集中精力完成全面修订《简史》的工作，而于1979年12月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接着，又着手将《早史》修改为《美国史纲（1492-1823）》，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这两部著作分别是50年代前两部著作的补充、修订、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