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还认为，中国人撰写美国史，应将中美关系史置于一定位置，体现中国特色。她说《简编》把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说成是“使中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劫持者”，是不符合早期中美关系处于平等地位的历史实际的，经同行指出，在1983年修订本已作了改正。《简编》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美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后胁迫清政府签定《望厦条约》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为止的全部中美关系史，对美国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无一遗漏，同样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在多处写下浓重的一笔。黄先生还动情地说，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合著的《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册第26章第三节），污蔑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悲剧”，《简编》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并列为专目。这和林克等的提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正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时在学术观点上实事求是的鲜明特色。
    （五）、着力于美国史学史的研究
    黄先生一再地强调要“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美国史学流派”。虽在80年代初她就指出，目前美国史学流派众多，不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及其史学观点，就无法鉴别香花与毒草，对于进行专题研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以讹传讹，特别是“中国美国史的研究处在初创阶段，许多专题尚未进行研究，而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受美国资产阶级史观点的影响，远较其它国别史如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为甚”。这就更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她还提出，“研究美国历史，如果没有一点关于美国史学流派的知识，将无所适从，甚至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对个人是浪费了时间精力，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可能有损无益，这是值得警惕的”。[①i]
    在这方面，她是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她研究了帝国学派、进步学派、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计量学派等等。她一方面指出，“在美国历史学界，除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进步史学家，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美国历史以外，美国史学领域的众多学派，无论它们以何种面貌出现，都是属于唯心史观的思想体系。”[②i]但另一面她也指出，“进步学派的著作敢于揭露美国社会阶级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揭露各种矛盾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丑恶、腐朽的一面，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一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整理改造，就可以为我所用。”[③i]
    黄先生还认为，是否以学派划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二战后美国史学流派林立，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最。有些学派的划分并不容易，有的史学家则根本不同意把自己列入某一学派。因此，我们研究美国历史时，不宜采取简单的贴标签的办法，以派划线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任何学派都不能亦步亦趋。黄先生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她吸收了老左派福斯特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有益论点，却否定了后者把摧毁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征服新大陆作为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在美国内战问题上，黄先生吸取了进步学派比尔德的正确论点，但摒弃了后者把内战原因归结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矛盾，甚至诋毁废奴运动的错误。
    黄先生对美国史学和美国史学界的辩证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具有长远的启迪作用。
    中国女史学家凤毛鳞角，《世界历史》杂志从1993年第一期开办“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专栏以来，黄先生或许是其中第一位出现的女史学家。况且这位年逾80的老者仍然在为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史学的繁荣而辛勤耕耘。仅此一点即可以感到其难能可贵之处。同时，她几次正色地对我说，在学术上我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有些文章和著作中某些部分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凡我认识到的，都作了更正，今后也要继续这样做。但我认为对的也要坚持下去，我力求作到实事求是。望着这位老专家，不能不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注释：
    ①a杨生茂教授称，“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见《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6期）。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见该刊1986年2-3月份合订本和4-5期合刊）
    ①b 见黄绍湘：《美国史研究访谈录》，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3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