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连西方一些求实严肃的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作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肯定地说，“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④e]
    作为一位老历史学家，黄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弄通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史学研究，要有一个思想磨练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黄先生在新形势下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在是语重心长。
    （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剖析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美国的内外政策
    黄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对它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证，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遵循的方针。虽然美国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条件，二战后美国社会又出现若干新的现象，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如果脱离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特点，脱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间角逐、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来考察美国现代史，就会对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这样的确凿史实，指责为‘公式化的论述’。”[①f]她还指出，“弄清楚美国垄断资本的形成、演变及其动向，了解各个不同利益的财团及其代表人物对历届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才能从本质来观察历史现象，因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当然，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必须同时加以考察。”[②f]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富人的统治，金钱在美国起着操纵的作用。许多美国学者指出，在大财阀、亿万富翁统治下的美国，军界、政界、财界紧密结合，“根本代表不了民意”。[③f]“美国的垄断资本和政府间的联盟非常强大。……美国社会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④f]据《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1994年的一项联合专项调查，“大约只有19%的人认为华府总是或者在大多数场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⑤f]华府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而这样的社会又总是把它的生命建立在对外扩张上。“扩张是贯穿整个对外政策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⑥f]拿对中国的政策而言，早在1945年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就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究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⑦f]
    美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开放的世界市场，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⑧f]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的迷梦并成为美国进一步向外扩张的障碍，这就成了美国长期与中国为敌的经济根源。
    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根源。早在十几年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①g]这样，也就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两国建交以后，虽然中国从未干涉过美国内政，并一再表明希望两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不断发展关系，美国当局却一再违反公报精神，干涉中国内政，并且从未改变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方针。
    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那就会陷入西方资产阶级的圈套或民主社会主义布下的迷雾中，将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对美国社会和美国当局政策作经济的阶级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