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以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国家主义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方向
    如前所述，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存在着许多党派，因此如何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一开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即以比例代表制作为选举制度，因为这一制度能最好地反映各个党派的实际力量，保证其发言权。191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临时委员会成立，决定举行“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普遍的和按比例的”选举，年满20岁的移民均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此后，成立了具有议会性质的伊休夫代表大会。在192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第二次选举中，代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阵营的29个党派均有人参加，劳工阵营获得42.6%的选票。
    劳工党派并未因为自己在伊休夫自治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排挤其他党派，它们继续推行多党制，并在犹太工会里同样实行民主选举，以确定各党派的委员名额，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巩固伊休夫内部的团结。这显示出马帕伊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该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建国后，议会选举继续采纳比例代表制，由得票最多的党派联合其他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因为没有一个党派获得过半数以上选票）。但是，本-古里安主张以多数选举制代替比例代表制，原因是比例代表制造成大量小党进入议会，难以形成多数党的稳定执政，而执政联盟中的小党可以利用其在联盟中的特殊地位向大党讨价还价，甚至挑起政府危机。另外，由于全国是一个选区，议员竞选人是否当选取决于他在该党竞选名单上的次序，与选民是否支持无关，由此导致了政治家对选民意愿的漠视。在建国时举行的立宪议会选举中，本-古里安曾试图引进多数选举制，但未能如愿。1956年，马帕伊在国会中再次提出类似建议，又一次遭到其他党派的反对，它们担心此举将进一步巩固马帕伊的地位[①d]。
    在坚决维护多党民主的同时，本-古里安也提出国家主义的方针。由于长期的流亡生活，犹太人已经不习惯于国家权威，特别是在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党派都拥有各自的工会、军事组织、社会团体和劳工介绍所，并积极展开接纳移民及社会福利工作，从而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国家主义的目标就在于以国家的权威取代党的权威，从而使一个崇尚意识形态的移民社团发展为“正常”的国家。本-古里安在1949年曾经谈到：“随着国家的建立，一个至上而强有力、但并非无所不能的工具被创造出来了……国家是一个有约束力的、无所不包的主权机构。”西方学者彼得·梅丁认为，国家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由国家提供原先部分由政党提供的基本服务，国家在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排他性，以及国家结构的非政治化[②d]。由于本-古里安的努力，建国前后以色列成功地统一了军队、教育、劳工介绍所和文官制度，从而为民族国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六，主张世俗主义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世俗的犹太国家。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即提出“把我们的教士保持在神殿之中”[③d]。他甚至接受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方案，而看淡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的特殊意义。在犹太人的另一极端宗教阵营中，正统派中的极端派根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只有救世主才能使犹太国家复活。代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则主张把复国运动与正统派犹太教结合起来，但要求把以色列建成一个“律法国家”。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基本上主张世俗主义。本-古里安在回忆建国时的情形时说：“（当时）我们作出了决定，以色列应当是一个世俗国家，由世俗政府而非宗教当局来治理，我尽可能地使宗教远离政府和政治。”[④d]但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不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马帕伊承认传统文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价值，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坚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1941年，英国大臣莫因勋爵向本-古里安建议，以东普鲁士作为犹太国家的所在地，后者明确表示拒绝。本-古里安还引证了乌干达计划的例子：“正是在欧洲犹太社团中受压迫最深的俄国犹太人摒弃了这一恩赐。他们对乌干达不感兴趣，即使是作为暂时的避难地。我们只有在这一块土地上才能定居并获得独立。”[①e]而且，本-古里安主张在古代犹太国的疆土（以色列地）上重建国家，尽管他并不拘泥于这一点[②e]。其次，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符合犹太传统文化。本-古里安指出，流散的犹太人正是从犹太教中获得了“民族和领土的动机”，并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现在，主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属，离开你父亲的家，到我将要指示给你的地方去；我将使你创立一个伟大的民族。’”（《创世纪》，12∶1-2）他进而认为，在故土上重建“犹太民族生活”标志着救世主弥赛亚的复归。本-古里安甚至力图利用《圣经》证明，犹太人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选择上帝”的民族；先知并未期望犹太人统治全世界，而是强调其精神上的无与伦比，即对正义的无上崇拜[③e]。再次，恢复古希伯来语和一些犹太传统习俗。极端正统派和赫茨尔均反对恢复希伯来语，劳工党派却大力支持，终于使这一曾为《圣经》使用的死语言成为伊休夫和以色列的主要语言。基布兹和马帕伊也恢复了许多古犹太节日，其宗教内容被抽去，而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含义。不仅如此，由于马帕伊在伊休夫代表大会和建国后的议会中始终未能获得过半议席，它被迫寻求精神中心党和正教党的支持，以便建立联合政府。马帕伊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如允许宗教党派保持对宗教学校、法院的控制权，并在婚姻、安息日等方面通过了遵守教规的法规。以色列国的宗教气氛如此浓厚，以至有人称其为一个“半祭司半世俗化”的国家[④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