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党派之所以给宗教保留一定地位，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犹太宗教和传统是激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历史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而且，由于各国犹太人在语言、风俗、传统甚至种族方面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因此只有犹太教的共同性才能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二，这种做法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即避免伊休夫内部的分裂。建国初期，世俗派曾要求颁布宪法，但由于在政教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马帕伊决定暂时搁置宪法问题，代之以一系列单独的基本法。因此，劳工党派对宗教问题的态度有些类似于苏加诺的综合型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徒的大联合[⑤e]。
    第七，对阿拉伯人从早期的和平共处转向后期的实力政策
    与其他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任务是在一块由另一个民族居住的领土上建立国家，由此潜藏着民族冲突的危险。在早期，劳工党派并未意识到阿拉伯人问题的重要性，认为犹太移民为阿拉伯人带来了就业和利润，双方没有矛盾。在20年代，本-古里安曾经反对“把以色列地看作无人居住的地区”。主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该地区享有同等的权利，甚至提出阿犹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在他们中间制造不和的富人[⑥e]。然而事实上，正是力主犹太人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招致了阿拉伯人的最大敌视，他们把这个旨在建立纯粹的犹太社会的思想视为真正的威胁。
    在1929年的阿拉伯人反犹暴动之后，本-古里安改变了看法。他意识到了阿拉伯人不会允许犹太人成为多数，并且存在着“阿拉伯民族运动”。因此，马帕伊采取了自卫政策，即增加移民、在犹太企业中全部使用犹太劳工、加强防卫组织哈加纳。同时，马帕伊也力图与阿拉伯领袖建立联系，以缓和双方的关系。在其他党派中，青年卫士和马帕伊领袖之一、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哈伊姆·阿尔洛索罗夫则主张“双民族主义”，即阿犹两大民族携手合作，将巴勒斯坦建成两大民族和平共处的二元化国家。这一主张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难以实现。因为阿犹双方都主张建立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巴勒斯坦国家，相互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矛盾难以弥合。所以，以本-古里安为首的马帕伊领导决定以伊休夫实力的壮大来抵御阿拉伯人的反对和英国的钳制，这一立场占据了上风。
    由于伊休夫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经济组织和军事力量，并有海外犹太人和东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它在英国结束委任统治之后立即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并成功地与军事上居绝对优势的阿拉伯联盟军队相对抗。相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内部矛盾重重，组织不力，在1948年战争中未能利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粉碎犹太国家，大批阿拉伯人随即外逃，使犹太人轻而易举地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占据了多数。1967年以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成为它原希望避免的占领国，但这并没有使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失去其总体上的民主性。
    综上所述，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在战后亚非民族主义思潮中可称是独树一帜。它是由一些来自西方国家、但发源于东方的移民在一块由另一个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形成和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崇尚民主、平等、社会主义、民族自决、世俗化、现代化和国家主义，在这些思想中折射着近代西方思想的光芒和古老东方文化的色彩。就政教关系而言，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宗教和政治的独特结合”。[①f]在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态度上，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尤其与众不同。它没有像一般民族主义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而是争取它们对复国运动的支持，同时积极反抗它们可能的阻碍，把民族运动的着眼点放在移民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而且，劳工党派进行了世界上罕见的社会主义试验，但在建国后又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价值观念的重塑，表现出强烈的务实性和卓越的战略眼光（这种务实精神同样表现在对外政策及其他许多领域）。但是，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同样存在着不足，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阿拉伯人的某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因而它受到帝国主义的利用，最终加入了西方国家的阵营。尽管如此，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比，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掌握了这一运动的实质，并采取了富有远见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没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就没有以色列国家。
    注释：
    ①a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绪论”。
    ②a[以]米·巴尔祖海尔：《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65页。
    ③a参见[英]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6页。
    ①b米切尔·科亨：《锡安与国家》，巴西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