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加拿大经济出现了不景气。1837年，上、下加拿大人分别在威廉·里昂·麦肯奇和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领导下举行起义，要求独立。他们看到南部毗邻美国的经济情况较佳，因而更加抱怨英国，甚至提出与美国合并的口号。起义发生后，英国派出高级专员德拉姆勋爵到加拿大调查。德拉姆竟称法裔居民是完全缺乏教育、特别迟钝的人，主张把上、下加拿大合并一起。英国政府几经周折，终于接受了德拉姆的报告，由议会于1840年通过了《联合法案》，成立了一个加拿大联合体，把上、下加拿大合二为一。
    根据《联合法案》联合起来的上、下加拿大成立的议会，其议员人数不是依两省人口的比例分配，而是相等，并选立一个向议会负责的政府，负责处理除外交等重大事宜以外的行政事务。1847年德拉姆的女婿埃尔金任加拿大总督时，又把德拉姆的其他建议付诸实施，如总督从议会多数党中选任内阁等。英国进行这一重大改革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加强加拿大统一力量，遏制在加拿大出现的分离活动，抵御美国兼并加拿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于增强英裔加拿大人的势力，借以对付不够顺服的法裔加拿大人，进而同化他们。因原下加拿大法裔人口多于原上加拿大英裔人口，而双方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又相等，所以在这种联合中，法裔加拿大人感受到压制和忽视。虽然英、法裔加拿大人在政治形式上统一起来了，但民族隔阂并未消除，法裔加拿大人反而越来越重视其少数派权利了，且以更坚定的态度维护自己的文化，如1849年由下加拿大人主持的议会移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就反映了这种情绪。报告认为，下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程度胥赖其在圣劳伦斯河水系所处枢纽地位的增强。若要振兴下加拿大经济，除提供吸引移民的条件、实施适度的保护关税、普及教育、改进农业机械外，还须兴修水陆交通，特别是圣劳伦斯河水路的改善[①b]。至于文化，他们所固守的莫过于生存于新教汪洋大海中的天主教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天主教的沉重打击，使在魁北克社会占绝对地位的天主教会产生反感。一批在法国无法立足的保王派天主教士逃往加拿大，带去了法国革命前的保守的教义，被魁北克继承并发展起来，如1879年由罗马教皇利奥13世正式定为天主教官方神学和哲学的“阿奎那学说”。为了寻求一种能维护法裔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抵御来自英语世界的威胁，魁北克天主教会愈发密切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
    到19世纪后叶，英国政府对加拿大统治政策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以便在新情势下[①c]加快实现1840年《联合法案》中所要达到的加强加拿大英语区的目的。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把上加拿大、下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合四为一，组建成加拿大自治领，《不列颠北美法案》被视为加拿大最初宪法。在1867年前，加拿大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直接受英国统治的几个殖民地。1867年后，加拿大统一的政治实体才算形成，但仍旧是个殖民地--一个内政自主的殖民地。
    自治领建立的原则是责任制政府与殖民地联邦制的结合。鉴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教训，加拿大自治领宪法加强了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虽然联邦与省间的职权有所划分（如联邦政府负责国家贸易、商业、外交等事务，省政府主管司法、文化、教育、医疗等事务），原上、下加拿大两大语系地区的联合性质也有了改变，但未明确联邦是地位平等省份的结盟，这样又埋下了魁北克省与联邦政府间持续矛盾与冲突的基因。
    魁北克问题在加拿大220多年的历史中跌宕起伏，纠纷绵连，追根究底，其主要和深远的孽因是英国殖民统治政策。英国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地位，对魁北克时而安抚或压制，时而加以分化或强行合并。英国殖民主义者这种惯用的殖民统治手法，在加拿大国家躯体上留下了一个经常化脓的伤口，成为加拿大社会一个激动情感和纠葛不绝的症结。这种创伤和症结并没有随着加拿大经济政治的发展而愈合，反而溃变恶化，不断发作。
    二
    魁北克原想借参加联邦政府之机，摆脱在上、下加拿大联合政府中所受的压抑，期望借占据河流交通的有利地位，连接广大西部内地与出海口的通道，发挥凝聚联邦的作用。但随着广阔西部土地上新行省的陆续建立（曼尼托巴187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1871年、艾伯塔1905年、萨斯喀彻温1905年）、皮毛贸易的衰落、横贯大陆铁路的兴建、西部工农业的逐步增长以及英语使用范围的扩大，魁北克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梦想破灭了，昔日圣劳伦斯河繁荣的年代和地位一步一步地衰退了。
    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总感到在联邦体制下所获低于英裔加拿大人，从宗主国英国那里争取到的权利大部分为英裔加拿大人占有，首任联邦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政府就否决了24个省议会所提出的法案中的16个，这就促使魁北克于1887年提出了取消联邦否决权的修宪要求。这个要求虽未成功，但显示了魁北克已开始意识到使用宪法手段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性。从此，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再也没有停止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魁北克省自愿入伍的人数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他们抱怨没有建立法语军队，法裔军官提升机会少。讲英语的新教牧师在魁北克担任募兵工作，也引起他们反感。关于征兵制的激烈争论，更加深了英、法裔之间的分歧，以至1918年3月在魁北克城发生了一次反征兵的暴乱。法裔加拿大人重视保护的是本地的文化和权利，并不关注整个自治领的问题，更不用说世界性问题了。因此，有人称法裔加拿大人是地方主义者[①d]。一位法裔评论家曾说，“我们不要求我们讲英语的同胞帮助我们去更密切接近法国，但他们没有权力依仗自居绝对多数而违背联合协约，并引诱我们去承受保卫大不列颠的额外负担”[②d]。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孤立主义心态。
    一次大战至二次大战期间流行的“国民联盟”新主张，是加拿大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潮。其倡导人罗伯特·布拉萨是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他曾三次任联邦众议院议员（1896-1899，1900-1907，1925-1935年）。他竭力维护法裔加拿大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积极支持天主教会在法裔加拿大人中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作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他曾反对加拿大参加布尔战争。布拉萨政治主张中的一个新因素是双重文化组合思想，即法语加拿大应当享有同英语加拿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加拿大广阔的土地上形成一种新的双元文化。这种思想的内涵具有“联合”与“分离”平行发展的双重意思。他的“分离”思想远不同于上世纪中期其外祖父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帕皮诺的分离思想是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甚至幻想投入美国怀抱。而布拉萨的分离思想首先是在加拿大联邦体制内的分离，是追求在联邦体制下的完整的平等地位。二次大战的爆发促进了这种思想的发展，揭开了战后魁北克分离运动的序幕。
    布拉萨思想源于魁北克工业经济的增长。一次大战后，魁北克工业经济如同加拿大整个经济一样继续得到发展，特别是自本世纪30年代魁北克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1871年魁北克经济的77%是农业经济，至1911年城市工商业经济已增至50%，一次大战后即1921年魁北克城市人口达56.01%。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工人和薪金阶层的人数不断扩大，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蒙特利尔有618506人，其中63.9%为法裔，而少数英裔却仍占据工业和金融业权势地位并拥有巨额财富[①e]。这样，一方面导致法裔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结构迅速解体，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日形衰弱；另方面新兴的法裔中产阶级日益不满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新教与旧教以及两种语言和文化形态的矛盾日趋激烈。魁北克新民族主义的增长为分离主义播下了火种。
    当时尽管魁北克对于联邦多有指责和不满，但联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仍未动摇。联邦政府通过审慎的行政改革、广播媒体的宣传、联邦政府领导人物如W.L.麦肯奇·金等的有力影响，以及在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所推行的福利措施如收入保障制、联邦工资待遇平衡计划、联邦支持的社会改革措施等，都使魁北克人感到从联邦政府得到了实惠，因而减缓了他们的地方主义情绪的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