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改革的细则包括四项：
    第一项，酌定官品，厘定职掌。各行省之内设承宣厅禀承督抚之意办理一省机要总汇事件，考核用人以及 省内外四品以下官员的升调外署；设谘议厅议就一省法令、章程，研究本省应行各项事业之利弊、损益各事。 其职权不仅是“采取舆论之地”，而且还具决策、法律效力。这样，整个东三省形成“旧司新局，纷列渐多， 旗署民官畛域显判，几于漫无统纪”之行政则判若天地之别的新格局。
    第二项，划分权限，责任独立。内地各省督抚之间同城而往往意见相左，且互相倾轧之风普遍。徐世昌制 定的新官制则明确规定，总督为行政公署长官（类似总统制），“督抚如京部尚书侍郎。三省公事皆由督抚联 衔。凡奏咨批札稿件，厅司皆以次呈督抚核定。总督在他省时，日行公事皆呈抚（次官）核定。总督与巡抚职 权分明。再加奉省前后巡抚唐绍仪、钱能训；黑省前后巡抚程德全、周树模；吉省巡抚陈昭常，多系徐氏旧僚 挚友，政见多属一致，几无推诿不任之事发生。
    第三项，改革各罢官制，专设督练所。内地各省设立局所名目繁多，以布政使司权其事，而其文牍十分烦 杂，公事大量积压。徐世昌认为，东省应以司道为纲，以局所为附。改革后的官制，如税捐局统于度支司，矿 务局统于劝业道，咨议局筹办处统于民政司，并裁撤一些无关紧要的机构，以祛民蠹；禁欺粮、止查圈、减车 捐，以纾民困。同时，整饬内政，革陋规，裁房吏，除会帐，禁摊派。此项改革使东三省吏治颇有起色。因为 他保证官吏的薪俸由公家津贴，以为“均俸之计划”。徐世昌对自己的改革成效甚为得意地说：“东省吏治日 见起色，从前贿缺卖差，侵吞公款视为份内者已扫除净尽”（注：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见《北洋军 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第425-426页。）。在很大程度上惩治了腐败。
    第四项，优用人才。徐世昌坚信：“人之贤否，全在用人者之转移。”为此，必须以“优容之术对英才； 以严刻之典绳俗吏。”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四方之彦自有闻讯而至者”。东三省需要的人才很多，主要聘请 ：精通筹边、蒙务、外交、治军、理财、地方自治以及工程、商务、工艺、林矿、渔、盐等各方面近代人才。 正是在上述方面，“外人皆有专门之学，而我乃求之于普通之官”。特别是对当时留学欧美日归国人员，要放 手大胆使用。
    徐世昌延揽的人才诸如：张凤台、金永、周树模、钱能训、张之奇、梁如浩、陈振元、许世英、朱启钤、 吴笈孙、黄开文，等等。他们的文化素质高，不仅是治理东三省第一宝贵的财富与功臣，而且也是全国风云一 时的近代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人物。徐世昌在原有基础上创办各类学堂，诸如：测绘学堂、巡警学堂、宪 兵学堂、农业学堂、森林学堂、法政学堂、女学堂等，培养专门人才。
    二、整理金融财政兴办工业商业
    我国经济史学术界关于东北经济史研究成果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地区具有民族市场类型的国内 统一市场已初步形成。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半资本主义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甲午战争、日 俄战争前后，东北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的加重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兴起，清政府 和东北地方当局面临“时势多艰，国家用款浩繁”的局面，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实行“新政”， 以示奖励近代工业的创立、社会的改革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一些爱国士绅、开明的官僚和商人鉴于 发展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为挽回利权，堵塞漏厄，纷纷以设厂自救为号召，并在开埠之地、自开商埠之区、 交通方便之大城镇和矿地创办近代民族工业，形成一股振兴工业、改革社会的舆论和实践热潮。
    徐世昌顺应了这种热潮。履东之初，他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莫过于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以1908年为例， 奉天年入款530万两，而出款高达780万两；吉林年入款270万两，而出款则为500万两；黑龙江年入款80万两， 而出款竟到190万两，三省合计亏590万两。徐氏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针是：“设立银行”、“多开商埠”、 “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为本地区注入资金，但以保定主权，不设租界为宗旨。
    执三省金融界之牛耳，控制三省国计民生的就是银行。东三省官银号原名奉天官银号，为奉天将军赵尔巽 于1905年（光绪卅一年）所成立，资金30万两。徐氏督东先借国债4千万两，在沈阳设立大清银行，奉天官银号 改为东三省官银号，资金增加至60万两，“使其成为三省之中央金库也”（注：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 ，见《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第425-426页。）。吉林巡抚朱家宝于1908年将官帖、官钱两局合并， 设立永衡官银钱号，资本较厚，信用益彰，官帖之势力弥漫全省。同年，黑龙江省官银号成立。三省银行所营 业务如下：①代理省库；②发行纸币；③附属营业（除银行业务外，又尝投资于其他商业实业等各种企业）； ④汇兑；⑤买卖生金银（“发纸换现”）；⑥贷款；⑦存款；⑧买卖粮食。
    三省官银号另有分号70余处，除天津、北京、上海三处外，余均分驻三省各城市，尤以奉省为最多。徐世 昌将设立银行作为整顿、划一币制和振兴实业的基础；开辟矿产和振兴林业的资金；贷款先修新民经洮南达齐 齐哈尔的铁路，以通南北气脉；以及设立建筑公司等等。他认为，银行之设可以集资开采林木矿产，建立地方 近代实业体系，可将三省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指出：“有银行则信用必深，所发纸币因有较 大保证金，其利必倍蓰，出债票、收税权、齐币制”，以及吸引欧、美、日各国商家“相率偕来外资，遂得破 两强相持之局，平均其势力”（注：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见《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第 425-426页。）。
    事实上，东三省的工业企业，以引进外资、中外合资办工厂和招商集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主要形式 而兴办起来。这一点当时是很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