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对日交涉的同时，主动进行中俄关于东清（中东）路案交涉。沙皇俄国侵华是穷凶极恶的，东清路 是其工具之一。1907年，沙俄通过非法手段攫取我国耕地二百万亩，并在东清路公司界内租放土地，征收税捐 ，设置巡警，兼理司法。俄国人的“治理”权之广，诸如抽收各项税捐，管理附近地方产业，以及卫生、“善 举”、商业、工场等等，事事被干涉，至于说到组织，更是俨然以公司为“总揽机关”。
    特别令徐世昌断断不能接受的还有：俄方竟然自订公共地方治理会章55条，并在哈尔滨界内设立俄人自治 会领导机关，逼勒华商起卖货票，每家一、二百元，至少三十元，岁分三期缴纳，否则一律封闭。简直是强盗 式掠夺。因此在中国境内不断发生勒捐封铺暴行和反暴斗争。沙俄并将派往东清路总办霍尔瓦特兼充总领事之 职，竟把商务与交涉混而为一。
    这些严重情况，促使督东的徐世昌必须采取异常果断措施，坚决抗争沙俄。徐氏一方面紧急与外交部联系 ，左右其交涉决策，解决悬案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东清路合同第六条关于经理治理专权俄人从而干涉问 题，必须用日俄和约第三条第三款有俄国声明：“本国在东三省并无疆土利益，亦无尽先独有之准许。兹俄使 以占用地段视同租界，并立理事会，强迫华民领票，不听华官禁阻，非妨碍中国主权共享疆土利益为何？”外 交部在谈判中按徐意交涉，俄方无言以对，但又拒不认错。
    徐世昌亲自过问中俄交涉，并与前后任吉抚的朱家宝、陈昭常，任江抚的程德全、周树模不时交换意见， 接见俄人而后决定方案。实际主持交涉的杜学赢、施肇基、于驷兴秉徐旨选派，均为精明练达一时的外交人才 之选。中俄双方交涉关系重大，久持不下。徐氏建议：东清公司“凡不与铁路有关者，一律撤去，则权限自然 分明”。对此，双方已组成理事会，徐指出：“议改理事会办法，不外治安、卫生二义。而应办之事有三：曰 巡警、曰卫生、曰马路工程。有行政而无司法不行……至公举董事人数，俄占四成，中国亦占四成，其余各国 只能占二成。”（注：《东三省政略》，《铁路交涉篇》。）俄方对此不置可否，又耍花招，将铁路总办与总 领事合二为一。“察其命意统一事权，变东清铁路为俄官办性质。故设立自治会展括殖民主义而侵我主权”。 所以，徐氏奏议：“与俄使磋商时竭力坚持，拒绝兼办，以戢其谋。”（注：（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外务部原档》。）坚持取得了胜利。
    事实证明，徐世昌与日、俄交涉，以事关国体，态度必须坚决。他对霍尔瓦特制造地方事件，勒逼沿途各 站华商缴纳捐税，晓谕华商切勿擅入自治会而缴纳分文捐税。迫使俄方于1908年3月8日同意与中方议定了《中 俄议事会大纲》18条，承认东清路界内中国主权；中外人等有平等被选举权；议事会责成公举，不分中外；重 要事件由中央督办大臣与总公司共同核准施行。对这一结局，徐氏认为：“已无余憾，为之欣慰”。他不管对 日本对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都不作任何让步。不过，在处理一个特定问题时，为 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目的，在次要的方面让步也许会变得必要。这种外交策略总算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徐世昌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在晚清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改革开放，经画宜先，刻意 创新，或因或革，经过周密调查比较，从改革官制入手，全面推进，并为全国各省之倡。其目标和战略主要是 ：必使教育得到普及；人才能够辈出；事事依赖法律--准诸公理；以求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信息之便；明法律 者众，则审判不致棘手；尽义务者众，则地方必能改观（注：见《光绪朝东华录》。）。
    徐世昌在东三省实施近代化建设，主要依据“新政”、预备立宪、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四项近代意义上的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以促进经济近代化、军事近代化、教育近代化、外交近代化改革。晚清既以东三省开其 改革的先河，其因革损益，又为全国所瞩目，实际上造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和带来了可见的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变化，推动了近代化进程，其功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