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抵制日俄侵扰创造外部环境
    徐世昌充分认识到，治理东北一方面要实行“新政”；另方面要改变北洋外交内向性、妥协性缺点，实行 开放性外交，既引进外资，又争回主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东北近代化建设。
    徐氏面临的强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挟战胜俄国之余威，无理要求中国缔结所谓的《东三省事宜条约》，要 在此设置什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人事事藉口他们的军政，推行强权政治，甚至明目张胆派兵到督军署 捕人，而且中国政府任命的官员亦要听日人的喜怒而随意更换。日人的咄咄逼人，狡猾外交，尺寸必争，断断 不已，促徐世昌在赴任前就同袁世凯议定了主动交涉的外交方针：
    “如果把日本和俄国对我国采取的行动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与我国的主权互 不相容的，因此，谈判时常中断。对日外交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
    徐世昌主张联络欧美以破日俄垄断东北的严峻形势：“以东省而论，非联合欧美不足以抵制日、俄。然或 为商务之发生，或为债务之关系，或牢笼其富商大贾，予以相当之利益，使其投资本于东省，或利用其专门学 术，使备顾问而藉保主权。”
    徐氏的这一外交指导方针，于1907年上任即荐举奉天巡抚唐绍仪代办东三省外交事务，以达抵制日、俄， 确保主权，发展经济的目的。唐氏外交活动的第一站是以专使赴美访问。日美发表换文，彼此妥协，双方共同 确认：维持中国独立，保全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签订了《路特--高平换文》。日本保证维护中国独立及领土 完整和在中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
    这种联欧美制日俄的外交手法，虽含“以夷制夷”的中国近代外交的“遗风”，往往造成“外交团制华” 或“众夷制华”的局面。但是，这次从效果上看，当时利用十分尖锐的美日矛盾为我所用的外交政策，确有相 当大的历史价值，争回了一些主权。诸如“间岛问题”的解决等。
    1908年9月，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向内阁提出对华外交六项：间岛问题、法库门铁路、拆除大石桥至营口铁 路、延长京奉铁路、抚顺及烟台煤矿、安奉线及其他铁路沿线的矿山。随后，日政府竟然“以韩国人民之住于 该处者，不下十余万，日本政府受韩国政府之邀请，自不能默然置之不理”为由，诈称：“既为清国领土，抑 为韩国领土，此事悬案已久，迄未解决”云云。并早于1907年组成柴四郎率领的所谓间岛远征队，似大有必欲 武力侵夺而后快之势。
    徐世昌对此予以坚决反击。一方面，他电请外交部严正通告日使：“延吉厅确系中国领土，在该地韩民均 以前越界私垦，不能因韩民居留之多寡遂指为未经解决。日使请由统监府派员保护，断难认可。”（注：《东 三省政略》，《铁路交涉篇》。）另一方面，徐指令精于亚务，谙习日语之陈昭常为督办吉林边务，吴禄贞为 帮办，带防兵数营，于延吉正式成立了“边防公署”并采取强硬外交态势：“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 必示人以不可欺，而后人不欺”，显示了中国的国威和民族自尊。
    所谓“间岛”，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我国吉林省和龙县东北光霁峪附近面积为84000平方公里的滩地， 清初列为“封禁之地”，同治以来，朝鲜人不断越境开垦，清政府经交涉后准其租种，并于光绪十三年与朝鲜 政府共同勘定国界，立有界碑，明确此处为中国领土。本无所谓“领土争议”。日本侵入朝鲜后，肆意扩大所 谓“间岛”的范围，意图侵占我延边一带。徐世昌严令吴禄贞拘捕窜入中国境内擅捕韩民的韩国巡警，遣返所 有非法入境骚乱的日本宪兵、远征队”，并将日人在图们江沿岸至六道沟九十余里之木桩全部拔去，记上华名 里数，钉立中文标记，日人为之目瞪口呆。
    由于徐氏据理力争，据力抵制，中日双方于同年年底议定：延吉不必对韩国开放；禁止韩民继续入境并不 得领垦及购田；已领有土地之韩民，应一律视为归化中国，有不愿者，收回土地；日人不得藉口领事裁判权干 预司法；所有韩国侨民，可就近由日领事保护。日本企图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和野心暂时地受到了遏制。
    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未能占到便宜，又于1908年12月向中国提出所谓“界务问题照会”，旨在推翻1887年中 韩会勘成案，称：“越垦韩民由中国管理征税，遏有词讼，则由日领裁判”；“索开抚顺及烟台煤矿，天宝山 银矿”；“展筑吉长铁路至韩国会宁”等。
    徐世昌闻此野蛮照会愤怒至极，电达外交部：“若听彼裁判，漫无限制，不但必多生枝节，而且土地亦难 完全，此裁判权万不可轻弃，务望坚持到底。会宁路、天宝山矿，皆在界务问题外，日使强为牵连，决难应允 。”“至于抚顺、烟台两矿，如让彼自办，应予我以格外利益”。1909年中韩界务条款与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 在北京签字成立。中国收回地方官管辖满洲各铁路；中韩仍以图们江为界；中国允开抚顺、烟台两地煤矿；中 国允修吉长铁路至延边。中日交涉至此告一段落，中国抵制了日本强行推施“满洲政策”。
    正如中国外交大师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徐世昌是个学者，受过极好的教育，由于长期与袁 世凯合作（而袁氏对外理性抗争，尤其坚决抗日--引者，见另文），完全理解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所以， 他的外交政策颇有值得肯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