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20世纪初以邹容、马君武、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二种卢梭学说解释者先后赴日留学时， 与他们迎头相撞的却是不同于19世纪反启蒙思潮的思潮。那时，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虽 因1889年（明治22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而宣告终止，但运动期间所翻译引进的英国系统的功利自由 主义思想和法国自由平等思想，尤其是服部德和中江兆民等人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1877年）和《民约译 解》等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着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江兆民的学生幸德秋水等人又在其老师的思想的 基础上，配合日本工人运动的兴起而发起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运动。甲午战前，德富苏峰办的《国民 之友》、《六合杂志》等已开始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89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村井知至、安部 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参加，定期集会，先后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拉萨尔、马克思、享利·乔治等 人的社会主义。同年，以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书籍也陆续问世。1901年5月，日本第 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核心成员有片山潜、西川光二郎、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该党成立所 发的宣言论述了在欧洲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上的平等，不但没有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现 在反而日趋激化。宣言谈到日本的现状时指出：日本的政治机关，现在全部控制在少数贵族、地主、资本家手 里，占全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害，在国会里没有丝毫反映。宣言指出党的理想纲领是：人类平等主义， 全面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制度，土地、资本公有，交通工具公有，公平分配财富，参政权平等，教育机会均等 。该党虽在成立的当天就被政府所查封，但其创建者们却通过集会、办刊物、著书等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尤 其以幸德秋水发表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和片山潜写的《我的社 会主义》等影响为大。同时，烟山专太郎等人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也有较大影响。1906年2月，日本社会党成 立，创刊《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共出五期，全部译刊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 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介绍了布利斯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 府主义哲学》，久津见的《无政府主义的两派》等，还以传记形式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欧文、拉萨尔、傅 立叶、圣西门、洛贝尔、图斯等人的思想。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主张“直接行动论”的幸德秋水派和主 张“社会政策论”的堺利彦派，政府遂即以幸德秋水的言论有“革命性”而严禁该党活动。尽管如此，这两个 派别的思想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注：以上内容可参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置身于这一大潮中的中国留日知识分子，其相当一部分人在心灵上受到巨大冲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把 “社会主义”看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尽管此时的“社会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但是，在主张“革命” 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又由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自由民权运动的传统，始终对卢梭学说持赞扬态度，利 用其“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革命”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留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其 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亦接受了卢梭学说。这足以说明为什么第一、二种解释者在肯定卢梭的同时，一般地都 宣传过社会主义学说（注：严复《民约平义》中有“今若取卢梭之说，而施之神州，云以救封建之弊，则为既往；将以弭资本之意，则犹未来”，即针对此而发。）（如马君武、朱执信等）或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如刘师 培等），都主张革命，这也有助于说明孙中山到日本后为什么会把原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 立合众政府”改造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提出要采取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当然它亦可帮助说明为什么一向主张自上而下地变法的梁启超 到日本后也歌颂起了卢梭学说。在日本当时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任何正在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很 难无动于衷的。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对卢梭的三种典型的解释，反映出的不是简单的民主与封建、进步与落 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而是反映出了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世界新思潮的研究及吸收。 他们当中，第三派人用19世纪的反启蒙思想，尤其是进化论、实证主义、功利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作武装，希 望通过和平变革，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第二派人希望通过无政府革命建立一个无政府、 无强权、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第一派人则利用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作工具，主张通过革命 方式，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一个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对待卢梭学说的问题 上，由于所用的工具不同、所抱的目标不同，因此，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同，革命派利用它来论证自己行动的正 义性和合法性，无政府派利用它来论证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可行性，而第三派则拿它来反证君主立宪的优越 性。但无论哪一派，其目标都不在于怎样准确理解卢梭的本意，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卢梭学说对自己学说的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说，三者是殊途同归的。
    最后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在看到三种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三种解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 过程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是不同的。其中，第一种解释影响最大，至辛亥革命时大收其效，推翻了清政府，建立 了中华民国。但中国并未因此而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步入近代化发展的正途；第二种解释在最需要全民 族凝聚起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的近代化的时候却主张无政府主义，因此，经过短时的嚣动后很快即陷入 沉寂；第三种解释对世界潮流和中国实情作了深入思考，其主张亦不乏可取之处，但由于自身力量的软弱和中 国封建势力的强大，使得这派人的解释收效甚微。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理论，一种解释，其传播情况取决于其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程度 。遗憾的是，卢梭学说及其三种典型解释都无法满足近代以来中国人实现近现代的强烈要求，因此，其影响亦 渐趋萎缩。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逐渐中国化，中国人找到了解释自己和人类命运的新 武器。马克思主义学说因其能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而迅速流传开来，并取代了其他政治学说。进入30年代以后 ，对卢梭的研究与解释已大幅度减少，仅有的几位解释者也已从其政治思想转向其教育思想等领域，其影响亦 远逊于辛亥前后，其中的经验教训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