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学教育与基督教
    近代来华传教士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但是原本不信奉上帝的中国人对他们传播福音自然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冷漠、厌恶、敌视、排拒，这就迫使包括丁韪良、林乐知在内的自由派传教士调整布道方法和策略，以中国兴起的学习西方的潮流为契机，以兴办新式教育、传播西学为间接手段，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以期建立一个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良好氛围。（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0页。）
    丁韪良在宁波经历一段时期传教后，深切地感到要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必须从教育入手，他把中国基督教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为此，他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呼吁建一所教会大学，以赢得知识分子的敬重，并很快拟定了详细的大学计划书，他视这所学校为中国福音先锋队的潜在训练基地。1862年，他将其呈送美国长老会国外传道部，结果石沉大海。（注：Duus前揭文，第23页。）后博得他的老友赫德的赞赏，应允年拨1500两银子作创办费用。（注：林治平前揭书，第 252页。）在赫德的大力襄助下，该学校终于在1864年5月在北京开办起来，但这一宏伟计划并未获预期效果，入学者寥寥，且仍皆贫穷子弟。（注：Duus前揭文，第24页。）在接任京师同文馆教职之初，他还曾把这一官办世俗学校工作称之为“更有益”、“更神圣”的传教活动，当同文馆不久扩大到招收正途士子和在职官员时，丁韪良认为这给了他施展抱负--通过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使基督教广传于中国--的机会，他给长老会国外传道部报告说：“考虑到它对这个国家重要人物的影响，我并不认为拒绝是聪明的”，“在这个地位上我能在上帝的保佑下，更加有效地推进[基督教]事业”。（注：Covell前揭书第171页，第157页。）但同文馆初期景况很糟：“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他因此认为“这宗事业”“太没出息了”，一度提出辞职。后经总理衙门两位大臣董恂、谭廷襄的开导挽留，乃决定留任，“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将来的影响要比北京道旁的教堂的力量大”。（注：朱有前揭书第170-171页。）而且一干就是近三十年。诚如有的传教士所揭示的：“基督教的教诲是最好的说教，学校是最好的教学堂”，（注：李承恩（N.J.Plumb）：《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很显然，丁韪良已把他所主持下的同文馆作为实施间接布道的实验场。
    丁韪良不仅以教育为手段实施布道计划，而且以西学为布道工具。他利用总教习之职在京师同文馆不断扩大西学教育，把教育、西学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手段。按奕等人的最初规划，同文馆最初只不过是学习外语、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注：朱有前揭书，第4-7页。）1866年在赫德的提议下，奕又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虽遭到以帝师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天文算学馆仍于1867年得以设立，计划招收满汉正途科甲士子及年轻官员接受西学的洗礼。丁韪良升任总教习后，着手对同文馆进行了“逐步但是彻底的改造”，（注：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他在1871 年添设了化学馆，1878年添设天文馆，1888年添设格致馆，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经过他7年的努力，即到1877年2月，丁韪良认为同文馆已进入“相对繁荣的阶段”。（注：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及至1879年，同文馆已建立起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制，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旧式学堂而具有近代学校特点的新式学堂。（注：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05页。）这是与总教习丁韪良的努力分不开的，首先从丁韪良拟定的新的课程表来看，无论是八年制还是五年制计划，都要学习数学、天文、格物（物理）、化学、地理、医学、制造、史地、国际法、富国策（政治经济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实际上，丁韪良总教习后，同文馆除了先前开设外语、国际法、数学物理课外，又逐渐增开了化学、生理学、医学、天文学等西学课程。（注：Duus前揭文，第27页。）丁韪良还先后亲自担任过英文、国际法、富国策、格物等教习。为准备新开课程，他曾于1868年6月返美入耶鲁大学， 在校长亲自指导下专修国际法。其次是丁韪良组织同文馆外国教习、优秀学生编译西学教科书，达20余种，内容涉及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历史、化学、物理、天文、数学、医学、生理学等诸多西学知识。他亲自翻译了《万国公法》、《富国策》、《格物入门》等10余部西书。（注：朱有前揭书，第153-154页、第166-167页。）这些西书既满足了同文馆西学教育需要，也使相当部分助译学生广泛接受了西学知识薰陶。有些译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或作为其他学校教科书，有的书还流传到日本。由此奠定了同文馆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重要地位。丁韪良所译西书影响最大者，首推《万国公法》。据说最初总理衙门大臣对国际公法的效用心存疑虑，但通过引用本书理论，中国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军舰放弃占领天津附近海岸的企图， 由此认识到此书将有助于中国人同外国人的交涉， （注：Duus前揭文，第25页。）遂派总理衙门章京陈钦等四员协助丁韪良，历时半年译毕，由总理衙门给银500两，印刷成书， 并送呈总理衙门官员300部和通商口岸各1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7卷，第25-27页。）《万国公法》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员的必读之书，对他们了解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准则和外交惯例，增强他们同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和能力不无助益。再则，在西学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用结合，采取实验方法。在丁的策划和主持下，同文馆于1876年建成化学实验室和科学博物馆，1888年兴建物理实验室和天文台，（注：Duus前揭文，第27页。）作为课堂教学的实验场所。譬如天文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注：朱有前揭书，第157-158页。）丁韪良还数次向总理衙门大臣力陈医学班学生去教会医院临床实习，惜未获准。由此看来，同文馆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已具有近代西方学校的教学特点，就此而言，丁韪良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丁韪良博得了清廷官员信赖和赞赏。1898年，孙家鼐奉命筹设京师大学堂时，又保举丁韪良为总教习，“臣拟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注：孙家鼐：《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见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9页。）丁韪良上任后，在他亲自筹划下，把京师大学堂分为天文算学馆、格致馆、工程馆、农功馆、医学馆、律学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本文馆等12馆。（注：林治平前揭书，第258页。 ）但不久，相继遭受戊戌政变和义和团的打击破坏，他的西学教育计划因此夭折，不久，丁韪良也被免职离去。
    丁韪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非常热心西学教育、迻译西书的活动，这并非偶然，这与他所受教育和当时中国时局密切相关。首先，丁韪良经过早年在大学的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在神学院的神学理论系统训练，使他“知道怎样运用科学以支持他自幼就被教导的宗教思想，并被教之宗教承认由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由此形成了科学和宗教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的观念。（注：Duus前揭文，第13-14页。）他在1849年从神学院毕业时，曾以《自然科学的用处--作为传教士的一种工具》为题，发表毕业演说。（注：Duus前揭文，第14页。）其次，丁韪良视当时中国兴起的学习西方的洋务潮流为传播福音的“黄金时代”（Golden Opportunity），（注：W.A.P.Martin:Western Science asAuxihliry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大力开展西学教育。 丁韪良回美进修国际法期间（即1868年10月），他以“中国通”的身份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远东协会会议， 并以《中国的中兴》（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为题发表演说，其中说中国“经过三十余年西方武器、 商业、宗教与科学的联合影响”，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把清廷学习西方军事、设立新式学堂以及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并招收正途士子、派遣蒲安臣使团等洋务新政，称之为中国的“中立”，是一种“大智识运动”，在意义上等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并称赞“思想开明”的奕等人是“进步党”，斥责“自负与偏见”的倭仁等人为“保守者”。（注：刘伯骥译：《丁韪良遗著选粹》，[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167页。）1897年3月， 他又在《教务杂志》发表《西学作为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一篇长文，（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认为利用所有的手段是“上帝的特权”，“我们作为传教士，要探知的事情是什么辅助手段可以被恰当地运用来使人们皈依基督教”，他特别赞赏自明清耶稣会士利玛窦到鸦片战争后来华新教传教士布朗（
    S. R.Brown）、合信（B.Hobson）、伟烈亚力（A.Wylie ）等人以科学为工具的间接传教方法，“[利玛窦]凭藉科学这个工具打开了他的传教之路”，目前，中国“对科学的需求更大了”，对传教士来说，更不能放弃以西学传教的契机。（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另一新教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更赤裸裸地呼吁：如果传教士“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提高就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手中，被他们用来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注：狄考文：《基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陈学恂前揭书，第10页。）究竟怎样把西学教育与传播福音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呢？丁韪良提出了带有经验性的四点建议：第一，编写科学教科书时，“对于宗教，既不应不明智地牵强附会，也不应被排除在那些教科书之外”；第二，每个差会建一所博物馆，“以展示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第三，出版系列科学启蒙读物时“以科学为矢，射宗教之的”；第四，对传教士配备“象魔灯、留声机、光学仪器、电学器具和蒸汽机械等一样的科学玩具”。 （注： TheChinese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他特别强调科学主题的演讲时，“总是要做得与宗教有关系”，他相信“如果传教士能够通过口头教育、书本教育或一定形式的机械和科学器具等实物教育等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世俗知识的渴求”，“通过这些手段，我认为上帝的神恩可以降临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也可以接受基督并当成他们的救世主”。（注：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丁韪良还以为中国人从官员到百姓，其风水、占卜、凶象、五行等异端迷信根深蒂固，因此，需要“科学洗礼，以破除其迷信”，（注：朱有前揭书第177-179页。）否则，“它就会和基督教鱼目混珠并玷污基督教”，而科学“将有效地根绝异端迷信”，“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注：陈学恂前揭书，第12页，第10页。）正因为如此，丁韪良在同文馆大力提倡西学教育、提倡翻译西书，而且总是把它们“做得与宗教有关系”。如他自己说，编写《格致入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树立“上帝作为自然界的造物主和主宰是客观存在和统一的”这样一种“基本真理”，（注：Covell前揭书，第151页。 ）就连他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也是为了使清廷“这个不相信上帝的政府认识上帝及其永恒的真理，并使他们接受一些基督教精神。”（注：Covell前揭书，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