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带着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进行西学教育，其西学教育的广度、深度及其成就大打折扣了。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曾批评同文馆“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当然这不能全由丁韪良承担，但他作为总教习，是难辞其咎的。《国闻报》就明确指出：“丁固向者同文馆之总教习也，竟有在馆肆业五六年，学生向以西学，一无所知，并语言文字亦未能通晓者”。（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故此，同文馆开办几十年，除了培养汪凤藻、庆常、杨枢、吴宗濂、陆征祥、张德彝、瘾昌、杨晟、刘式训、刘镜人等一批中国近代通晓西学的外交官和翻译官（注：朱有前揭书，第67-71页。）--这是同文馆的最大成就，却没有能培养出几个在近代中国留下影响的科学技术专门家。（注：吕景琳等《略论京师同文馆与人才培养》，《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91期。）对此， 郑观应毫不留情地指出，同文馆“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何得有豪杰之士，成非常之才”。（注：高时良前揭书，第30页。）丁韪良在同文馆主持的译书，同样遭到时人批评。如马建忠指出：“即有译成数种，成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耐人寻味的是， 丁韪良--这位来自资产阶级民主之国的传教士，却反对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认为中国如若推行民主政治则“妄人借此为名，以思逞其欲”，因此要中国百姓知封建“君臣之义”，（注：丁韪良《邦交提要》1904年刊，下卷。）职是之故，同文馆从未翻译过一部西政著作。
    由此观之，丁韪良在同文馆不断扩大西学教育、迻译西书，是基于对当时中国效法西方的洋务运动视之为传播福音的“黄金时代”，欲以教育为手段、以西学为工具，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同文馆当作“最好的教堂”，进行间接布道。同文馆的西学教育虽有一定成绩，但由于丁韪良是以传教为目的，其成就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因而遭到时人的纷纷抨击。
    三 “分而治之”和“以华治华”
    近代来华西人--传教士、学者、政府雇员、使馆人员等，在中国寓居几年或几十年后，对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即中国观，探析其中国观，有助于认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近代来华传教士口口声声说耶稣基督劝人为善、待人如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则在侵略者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干起诸如霸占民产、鱼肉乡里、包揽词讼、包庇不法教民等罪恶行径，激起民愤，最终酿成一起起教案。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即是其中的一例。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英、美、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政府“抗议”，各国军舰更麇集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民众，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第51页。）丁韪良曾为殖民侵略者的军事挑衅行为作鼓动性宣传，主张将整个“暴乱地区”夷为平地，并把它变成法国租界。 （注： Spence,Jonathan:To Change China:Western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1969,第151页。）
    近代寓华西人以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主，外交人员以保护传教、商通为职责，商人是传教士财源的主要捐助者，传教士则既为商人说话，又为本国外交辩护，作为对他们的回报，圣经、炮舰、商品三位一体，共同征服中国。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 ）曾坦率地承认，“吾惟志在通商传教耳”。（注：林乐知编《中东战纪本末·治安新策》，初编，卷八，第9页。 ）丁韪良则在《教务杂志》上撰文说：“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在于寻求其巨大扩张的新地区，开拓的地区越来越广，而成为十字架（基督）的使者，在那些地区，我们的政府扩大保护国际贸易商， 也保护传教士的工作。 ”（ 注： The
    ChineseRecorder,March,1897，第111-116页。 ）这一席话鲜明地揭示了传教士、商人、政府在对外扩张中三位一体的亲密关系。近代寓华传教士大都所做如所想。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Gutzlaff，又名郭士立）在鸦片战争前就潜入中国沿海地区侦察达十余次，以刺探情报，后来又为英国侵略者充当翻译、向导、顾问和参谋，成为西方侵略者的急先锋和警探；（注：顾长声前揭书，第50-61页。）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在鸦片战争前就自诩为主张对中国“采用有为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极力怂勇西方用武力征服中国；（注：顾长声前揭书，第29-30页。）美国传教士伯驾（P.Parker）和卫三畏等，一身兼二任，既是传教士，又是驻华外交官，曾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为基督教会和政府双方效劳；（注：顾长声前揭书，第86-87页。）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则喜结中外权贵，企图把中国变成英国的临时保护国（ 殖民地）。（注：顾长声前揭书，第315-357页。）丁韪良则兼具以上传教士的特点。他来华后不久，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丁韪良与来华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既为侵略者辩护，又视之为推进在华基督教发展的天赐良机。他说：“按照上帝的旨意看来是必需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注：顾长声前揭书，第202页。）在他看来， 上帝是一手拿大炮一手拿十字架的两面人，或者说，侵略者先是奉上帝的旨意将亚洲人打倒，接着再由丁韪良等传教士装扮成仁慈的上帝，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亚洲首先是中国人民。在《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英法联军商定一方面派卫三畏和丁韪良同直隶布政司钱炘和谈判，制造和谈假象作为掩护，英法联军则乘机于5月20 日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企图迫使清廷就范。卫三畏声称，“这四国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再次揭示了炮舰、公使与传教士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前所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韪良和卫三畏完成了修约谈判，并成功地将“宗教宽容”条款塞入中美《天津条约》，推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