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和近代来华传教士总是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影响对华政策。当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之时，曾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浓厚兴趣，“当知道那些叛乱者是基督徒”，“传教士们讨论它对传播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并激动不已。（注：W.A.P.Martin: ACycle of Cathy,or China,South and North,New York,1896,第129页。）他们通过对天京的访问考察，明白太平天国将建立“非基督教国家”，且既不会履行以前西方与清政府已签订的条约，也不会与西方订立类似的新条约后，（注：邹明德著《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见汪熙前揭书，第176-177页。）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丁韪良则与众不同，他先前一直主张美国政府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甚至帮助的对策，（注：邹明德著《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见汪熙前揭书，第181-186页。）而于1857年6月13日和20日的两封信中， 别出心裁地提出采取分别承认中国两大敌对政权的对华策略，实行“分而治之”，并指出：“分而治之是用来猛烈攻击东方排外主义堡垒的策略，可以驱使敌对的皇朝乐意互相攻讦”，以利于美国相机发展在华势力，坐收渔人之利。（注：Covell前揭书，第86页。）这可能是近代“分而治之”侵华思想的嚆矢。当义和团运动爆发，并逐渐控制京律地区之后，丁韪良惊呼：“西方人成了异教狂热的牺牲品”，并重弹“分而治之”的老调，“那就让这个异教帝国被基督教列强分而治之吧”。（注：Spence前揭书，第158页。）他躲进英国公使馆，并亲自拿起一杆毛瑟枪，镇压义和团，参与抢劫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此期间，他给驻华外交官写了一份备忘录，为殖民者献计献策。说“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又说“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则不可能达到目的。”提出了“以华治华”这样又一种殖民统治办法。（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6页。）当义和团被镇压后， 丁韪良转道上海回美国时，于1900年9月28日，在上海新天安堂发表演说，又提出预防“这样的暴乱”再次发生的惩办措施：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的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并比喻说，“当你抓到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断它的爪子。”（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7页。）回到美国后， 他又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纽约时报》（1900年11月17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强烈要求清政府赔款和惩办怂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主张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北京等。（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8页。 ）想以此永远消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而俯首听命于他们的殖民统治。事实上，他的这些论调不正与随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基本吻合吗？不能否认殖民者正是受到了丁韪良等人言论的影响。在美国逗留期间，丁韪良到处发表演讲、文章，兜售其主张，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大肆攻击，还十分露骨地鼓吹美国占领中国神圣领土海南岛，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而且说这是美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就如同“六十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美国应“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她光荣的卓越地位”。（注：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徒》，第218-219页。）极力为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侵略效劳和辩护，因此，说丁韪良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毫不为过。美国学者米勒在研究了大量传教士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说：“在19世纪，传教士中的领袖人物曾多次赞成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以消除中国人对与西方接触和基督福音的抵抗。”（注：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丁韪良则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殖民者心态，译介系列国际法著作。尽管他声称旨在让中国人懂得并遵守西方资产阶级国际准则，以及“知悉西方各国亦讲道理，武力并非西方人唯一之法律”。（注：林治平前揭书，第260页。）但是， 书中所宣扬的却是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征服蛮夷之地，而令其归化，于理无损”，不平等条约“虽曾被逼，犹必谨守”等理论。（注：[美]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报》，同治三年孟冬京都实馆印。）
    四 余论
    丁韪良寓华60余年（1850-1916），其中50余年都寓居北京。这是基于他把京师北京视为开展布道工作的理想场所，以为在京师可以更好地争取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有影响力的阶级和政府本身能支持基督教，则传教事业几乎是必获成功”。（注：Duus前揭文，第33-34页。）参加美国修约谈判使团的翻译工作，使他初识清廷大员，而《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就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等，给了他频繁接触京师高层官员的机会，“他总是习惯性地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引起满清高级官员对基督教启示的注意。”（注：Duus前揭文，第25页。）他参与列卫廉使团翻译时，比使团里谁都更忙，因为他总是在谈判闲暇向清廷官员散发自撰宗教书籍《天道溯源》，随后，担任华若翰使团谈判翻译时，他认为“愈向华人谈及宗教问题，将愈易博得华人友谊”，结果，迫使华若翰撤销谈判期间传教禁令。（注：林治平前揭书，第248-250页。）为赢得中国统治阶级对基督教的支持，丁韪良总是喜结权贵。他与赫德、蒲安臣、威妥玛、卜鲁斯、奕、文祥、崇厚、谭廷襄、曾纪泽等中外权臣相交甚密，大大便利了他的各项工作。他与赫德的关系尤其非同一般，他得赫德之荐才升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形容在同文馆他与赫德的关系时说：“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注：朱有前揭书，第168页。 ）他与奕交往日繁，契谊日深，奕颂他“冠西”的别号，他称赞奕等洋务派是“思想开明”的“进步党”。曾纪泽曾私淑丁韪良学习英文、地理、历史、国际法、欧洲政治等，丁氏则从曾纪泽学习中国文化。（注：W.A.P.Martin:A Cyele of Cathy or China.第364页。）
    基督教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普世性宗教，“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是其文化战略，因此，它是不能容忍儒教之类的异端邪说的。狄考文曾极富挑战性的公开鼓吹：“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其含意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异端邪说。”（注：陈学恂前揭书，第4页。）但是，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基督教普遍主义遇到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挑战。（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97届胡卫清的博士论文《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有详细、精彩论述。）以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狄考文等为代表的传教士被迫调整布道方法，承继明清耶稣会士的思想方法，同儒家思想在策略上作暂时的妥协，乃至对中国文化有关部分采取容忍、容纳态度。丁韪良主张传教士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必须重视的一股力量，并设法与基督教的优点相协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存在真理的基础，即隐含有上帝的启示：如独一、至高无上、天祐观念等。（注：Duus前揭文，第33页。）他继承和发展源自耶稣会士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注：Duus前揭文，第34页。）以为通过这一策略，可以使“儒教徒”接受基督教，“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见解正确的儒教徒以耶稣作为世界的福音而接受之，这并不需要他放弃对中国人说来孔子是特殊教师的信念。”（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94页。）他所要做的， 就是用西学、教育争取儒教知识分子，改造儒学中与基督教信仰相背离部分，为实现中国基督教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历史的发展常常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丁韪良对传教热情“真诚到永远”，而且方式灵活多样，但是原本不信上帝的中国人对丁韪良之流介绍的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这个“异教邪说”毫无兴趣，青睐的只是他们介绍的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西学知识，丁韪良们在近代中国留下历史踪影并为人所称颂的，正是他们的西学传播等世俗活动。曾与丁韪良常常切磋中西文化的曾纪泽写了一首中西合璧诗赞丁韪良，诗曰：“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诛。”（注：W.A.P.Martin:A Cycle of Cathy or China.第364页。）这一历史现象很值得再思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