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特人的神话一如其宗教，也颇具特色，源远流长，至少缘起于他们早先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中欧内陆地区之时。此后历经种种演化，迄罗马征服前，凯尔特神话的发展在欧洲大陆已趋相对稳定，但在不列颠诸岛则稍显迟滞（注：谢·亚·托卡列夫、叶·莫·梅列金斯基等：《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19页。）。其神话与宗教融会交织， 同样以观念形式曲折地映现了凯尔特人的性格、旨趣和社会生活诸特征。譬如，凯尔特人长于狩猎，便有形似野猪、鹿、熊之神；注重农耕畜牧，即出现了田野守护之神，还有埃波娜这样的骑马女神，达摩娜这样的牛羊庇护女神。凯尔特人喜食猪肉，嗜好宴饮，在后来的威尔士神话体系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彼岸世界的豪奢宴殿中，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锅和丰盛的猪肉佳肴（注：谢·亚·托卡列夫、叶·莫·梅列金斯基等：《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第223页。）。再如，凯尔特人性情犷悍、好勇斗狠， 这不仅导致了一系列战神形象的萌生，诸如贝拉图卡德罗斯、卡图里克斯、科齐迪乌斯等（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5页。），而且其神话传奇也往往营造出一些爱好自吹自擂、 充斥豪侠之气的鲁莽硬汉的艺术形象（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9页。）
    古代作家对凯尔特人的性情气质曾有不少生动的文字描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提到凯尔特人沉溺于饮酒，到了“不加掺对地饮用”的地步。斯特拉博形容他们“整个种族都狂热地喜好战争，勇武自信，敏于作战。当他们受到煽动时，会相当直率而不加深思熟虑地召集人马去战斗，以致于很容易受到那些图谋哄骗他们的人的操纵”（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3-14页。）。波里比阿曾这样描述战斗中的凯尔特战士，他们“怀着满腔怒火，徒然而狂乱地冲向敌人，直至牺牲他们的生命。”凯尔特人在战况不利于己时所表现的战斗激情，同样给保萨尼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对手投射过来的密集标枪箭矢之下，不是设法保护自己，而是“像狂暴而冲动的野兽一般扑向敌人，完全没有一丝理性；斧剑之下，他们被纷纷砍倒，但只要身体内还有一口气，这股盲目的狂热劲就未失去。甚至在被箭矛刺穿身体时，他们也还靠着支撑其生命的顽强精神而坚持下去。其中一些人甚至从他们的伤口拔出击中他们的长矛，掷向敌人或用它来刺敌人。”（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15页。 ）斯特拉博还述及好战的凯尔特人仍保有某些类似猎头民族的蛮悍风习，“战斗之后，他们把杀死的敌人的头颅挂在马脖子上，像战利品一样带回来钉在家门口……他们把显赫人物的首级保存在香柏油里，并且骄傲地向外人炫耀，即使有人付重金，也不肯出售。”关于凯尔特人的脾性，斯特拉博指出，“除去坦率和天性狂热之外，还极其轻浮，大言不惭”，“胜利时傲气凌人，而失败时又垂头丧气”（注：转引自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页。）。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此也有不少类似的评述，抱怨高卢人“性情浮躁，轻于寻衅惹祸”，“气质也很脆弱，完全经受不起挫折”，脾气“反复无常”，行事“轻率”，但又禁不住称赞他们“原是一个极机灵的民族，最善于模仿和制作别人传去的任何事物”（注：恺撒：《高卢战记》，第73、81、168页。）。
    应该说，这些出自古代作家的记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凯尔特人这个古代族群鲜明的个性特征，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它同希腊罗马人当时所接触、所了解的、大致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制（注：凯尔特人诸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可能是因地而异的。罗马征服前，以高卢地区相对最高，而不列颠、爱尔兰一带则仍较落后，甚至“还残存母权制的因素”。参阅蒙盖特《西欧考古学·青铜铁器时代》，莫斯科1974年版，第277页。 转引自詹天祥《凯尔特人社会结构剖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这一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风习和伦理价值观念，也是多少相契合的。
    希腊化时期帕加蒙的艺术家曾给后人留下过两尊艺术史上颇具盛名的有关凯尔特人形象的雕塑作品：《垂死的高卢人》和《杀妻后自杀的高卢人》。它们在有关高卢人种族体貌特征的刻画方面相当写实、逼真，据说特别“精确地表达了高卢人的人种的类型，脸部鲜明的特征”（注：Ю。Д。科尔宾斯基等著《希腊罗马美术》（中译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同时， 作品所表现的高卢人战败时的悲壮形象，实际上也突出地展示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个性和时代习尚：悍勇刚烈，宁死不屈，为了不致沦入胜利者之手为奴而宁愿杀身成仁，将个人尊严置于生命之上。至于杀妻，则流露出当时社会男性家长对家人拥有生杀之权的原始风貌，也同恺撒的有关记载相一致（注：恺撒：《高卢战记》，第142页。）。
    米盖尔曾经提到过一种可与罗马相比的“凯尔特社会的统一性”（注：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16页。），这种统一性大致同语言方面的同源，艺术和技术、习俗和社会结构的趋于协调联系在一起。凯尔特人社会尽管尚未出现国家组织，还缺乏政治上的统一，但事实上已存在一种文化上、心理上的统一性了，惟其如此，凯尔特人也才有可能被团聚成为一个群体。
    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活动，凯尔特文化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或如布罗代尔所言，“像油渍那样一点点扩散，最后形成了一个‘总体’”（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38页。）。可以推断，这种扩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波及到十分广袤的地域范围。
    一般认为，凯尔特人的发祥地大体上位于中欧腹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这恐怕就是凯尔特文化最初的“油渍”点，日后不断向外扩展的根基和起始点。由于人口的增长及其活动地域的延展，还可能因为同其他族群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某些变化，凯尔特人开始陆续朝着各个方向进行扩张。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其占据范围至少已括及默兹河、威悉河与多瑙河之间， 阿尔卑斯山与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了。尔后，凯尔特人又持续向西推进，约于公元前6世纪，在高卢北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 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外扩展。不久，他们的势力即遍布高卢全境。向西南的一路，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中部。另一路则由高卢北部朝西北方向，横渡英吉利海峡，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登陆。与此同时，从公元前5世纪起，凯尔特人又辗转南下， 穿过阿尔卑斯山诸隘口，进占并征服了北意大利波河流域，继而向亚平宁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频频发起侵袭。自公元前3世纪初，凯尔特人向东南方推进， 沿多瑙河谷而下，进抵巴尔干腹地。一支侵入希腊，大肆劫掠，旋遭迎头抗击。另一支则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转入小亚细亚，以“加拉提亚人”之名在此立国定居。他们虽然远离凯尔特文化的源头，成为凯尔特人“扩张的强弩之末”（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41页。），但仍顽强维系其文化存在达数百年之久。此外，从较早时候起，凯尔特文化便已活跃在波希米亚，其影响且延及东阿尔卑斯山至多瑙河中下游一带，甚至还伸展到今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凯尔特人在其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
    凯尔特人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伴随着武力侵掠的旧式举族迁徙，男女老幼，结队伴行，车马喧嚣，不绝于途。每逢遇有湿润丰腴之地，或征掠获胜，便定居下来；如若不适，即再迁移。这同当时其他蛮族的活动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作为古代蛮族大规模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凯尔特人数世纪来的长驱直入，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41页。），一句话，也就是欧洲古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原始文明和先进文明之间的冲撞。然而冲撞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愈加韵味隽永的融会和吸纳。凯尔特人冲击了欧洲，并多少改变了欧洲的命运，影响着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冲击泛起的烟尘散落之际，便不难发现，凯尔特人正在情不自禁地逐步汇入欧洲文明的主流，并与罗马人、日耳曼人及其他族群渐相混化，从而也改变着本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