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一极多强”的多极化力量格局中，冷战时期的许多军事、政治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以冷战为背景而成立的北约，在新旧世界格局的交替演变中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其社会政治军事职能却进一步扩大。1999年4月， 在其介入科索沃危机、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冲突后，北约明确表达了其政治转型中“有效防御地区军事冲突”的政治、军事功能，这是北约首次突破联合国设定的范围、独立进行国际干预的实践及尝试，其直接结果是加剧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因此，如何详尽认识北约历史、确认北约对外政策的发展与转变、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将是我们研究北约问题的重中之重。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战略学家戴维·阿布希尔曾说过，“在欧洲和美国所进行的大量交谈中，我发现许多欧洲人把北约看成是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而美国人的看法则恰恰相反”（注：（美）戴维·阿布希尔：《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实大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可见，在北约起因问题上还存在着大量的疑窦或者争论。本文拟通过对战后初期英国外交政策发展、演变的分析，从国际关系的研究角度，深刻探讨北约建立的起因，进一步明确对北约历史及现实的认识。事实上，北约所倡导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联合的外交思想及实践，其始作蛹者是英国并非美国，而且北约也并非一开始就成为美国战后推行冷战政策、霸权主义的工具，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美国因素，更准确地说，美国是战后初期西方政治、军事联合模式的被动接受者而非积极创立者。相反，英国作为北约的主要发起国，其在二战前后外交政策上的发展、变化，对北约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北约安全与联盟模式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安全与联盟模式、政策思维方式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贯穿了北约发展、变化的始终，而且以后仍将存在。
    一、英国联盟政策的产生
    众所周知，英国自近代以来其外交政策一贯恪守“均势原则”。由于英伦三岛远离欧陆以及其在世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促成了英国在许多欧洲重大问题上能够“超然物外”。18-19世纪，英国以其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傲视群雄、睥睨众小。凭借着“重海洋、轻大陆”的海上霸权战略，在对欧陆外交政策中奉行“光荣孤立”，推行“均势外交”，不与欧陆任何强国建立联盟，同时保持英国对欧陆事务的充分发言权。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不同，英国的“光荣孤立”还隐含着对欧洲霸权及影响的重大含义。
    尽管出于现实需要，英国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与欧陆国家的联合，如19世纪初为战胜拿破仑帝国而结成的数次“反法联盟”等，但这充其量不过是英国推行其均势政策、现实主义外交的一种策略，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英国外交传统的“均势原则”。英国“均势外交”中的诸多因素，如领导责任、着力幕后控制、强调纵横裨阖、灵活机动以及制衡均势等现实主义外交精神影响深远，深深植入其外交实践的骨髓，贯穿了英国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构成其对外政策基础的核心。
    如果说“光荣孤立”政策反映了英国近代以来所拥有的强大国力以及重大国际影响，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则反映了其国力的衰退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美国、德国崛起，英国的欧洲霸主地位遭遇空前挑战。19世纪后期，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政策而与法、俄结盟，目的在于维系摇摇欲坠的旧世界秩序，由此，英国推出“有限责任”政策代替“光荣孤立”政策。作为后者的延伸，“有限责任”政策更强调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对欧陆事务所担负的道义与现实责任，而这种责任大多关系英国的切身利益；同时该政策也强调了英国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突出其责任的“有限性”。事实上，“有限责任”政策并没有放弃其传统的“均势原则”，所不同的是，正是由于严格遵守“均势与制衡”的外交传统，在外交实践中，英国采取“举而待发”的灵活策略，借以维护欧洲相对“均势”格局。
    从20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限责任”政策主导了英国外交实践。英国在一战中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体现了英国“有限责任”政策的威慑性。一战结束后，在欧洲力量重组及世界秩序整合的力量角逐中，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更体现了其机变与灵活的特点，在对待法国的战后欧洲霸权政策上，英国视责任与距离并重，假仲裁者之手积极扶持德国，牵制法国。20年代的德国赔款问题、“洛迦诺公约”等都成功地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中“均势与制衡”的精神，这使英国“有限责任”政策在实践中高屋建瓴，游刃有余。然而，随着30年代德国法西斯力量扩展，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下显得捉筋见肘、力不从心，对这一时期的英国来说，它既缺乏介入欧洲事务的决心，又缺乏介入的手段（注：J.拜理斯：《实用主义外交： 英国与北约的成立，1942-1949年》（J.Bayliss,The Diplomacy of Pragmatism.Britain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O,1942- 1949），俄亥俄1993年版，第一、二章。）。在德国法西斯的一系列军事冒险与扩张中，英国采取了绥靖与遏制并行的政策。“有限责任”政策就象一部严重缺乏润滑油的破旧机器，无法有效运转。1939年3月，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面改变了欧洲力量对比，英国外交政策出现新变化，但随后的“张伯伦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外交实践的颓势。英国对东欧、南欧以至北欧部分国家提出安全与领土保障承诺，实质上是“有限责任”政策失效后英国遏制、威慑德国的战略调整，对英国来说这是极其冒险与卤莽的，因为它缺乏必要且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实力来承兑其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