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国在北约成立中的历史作用
    在北约的诞生中，英国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48年初，英国偕同法国向西欧低地国家发出缔结双边条约的邀请，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三国只对西欧安全合作感兴趣，但对双边签约的“敦克尔刻模式”表示强烈反对。三国不仅认为双边协定或单纯的西欧国家多边协定不足以保障西欧的安全，而且认为只有采取“里约热内卢条约模式”，将美国包括进欧洲安全中，西欧安全才能得到彻底保障。显然，西欧国家在战后如何联合以及联合的步骤、方向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这一分歧由于战后冷战格局的激烈变幻而改变。
    众所周知，1947-1948年是战后冷战形势最动荡的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矛盾斗争高峰迭起，美苏剑拔弩张、兵戎相对，这更增加了西欧国家政治、 军事联合的紧迫需要， 西欧国家新安全模式进程加快。1948年1月，鉴于英美当局违反三国占领德国协议， 单方面合并英美占领区，并且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分裂德国的企图，苏联宣布对西柏林进行水陆交通管制，美苏围绕柏林问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柏林危机”。美英政府就此以开辟“空中走廊”、实施空运反击苏联的封锁，冷战进入白热化状态。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爆发， 两大阵营的斗争再度激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下，西欧国家在对德政策、西欧联合方式以及成员国资格等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缩小，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西欧“集体防御”概念呼之欲出，逐步代替了英国所倡导的“双边安全保障模式”，这对于西欧国家的冷战安全思想与其实践影响是巨大的。
    1948年3月17日，经过磋商，英、法、荷、比、 卢五国联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Brussels Pact）。 其中规定：“任何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进攻目标，其它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它的援助……”（注：《国际条约集（1948-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就其表现形式及内容看，《布鲁塞尔条约》彻底脱离了旧的“双边安全保障模式”，即英国所设想的以其为主导的西欧国家间双边多重联合模式、以及西欧与美国的双边安全保障模式，而是把西欧国家按照新的平等多元化原则牢牢控制在一个“多边安全保障框架”中，该框架模式的核心是强调“集体防御”，《鲁塞尔条约》为把美国划入欧洲安全体系作了组织上及思想上的准备。
    在英国改弦更张，充分调整了其战后对外政策的基调后，战后英国“联盟政策”的实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战后英国在西欧的霸主地位为美国所代替，“贝文计划”的核心及精髓被严重异化，美国为英国及其它西欧国家开具了新的安全体系方案。该方案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不仅要领导西欧联盟，而且还要无限扩大，甚至要囊括美国海外重要的盟友及与之有军事关系的国家，和其他联盟的成员国一样，英国充其量不过是新联盟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
    1948年3月，美、英、加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 虽然会议并未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决策，但是会议就西方新安全模式下的成员国资格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6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范登堡决议案”（Vandenberg Resolution）， 这为美国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模式签发了通行证。该决议案允许美国行政当局在宪法的许可下，参加与美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区域性集体组织。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布鲁塞尔条约五国”，以及美国极力支持下的意大利、葡萄牙、挪威、丹麦、冰岛共11国在华盛顿联合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北约正式成立。从其内容看，条约几乎是《布鲁塞尔条约》的翻版，只不过后者涉及的国家更多、涵盖的地域更大。“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全体之攻击。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必要的行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注：《国际条约集（1948-1949）》第191--195页。）无可违言，北约的成立，对于美苏冷战下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之相对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之成立了与北约相对立的华约组织，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政治与军事对峙向格局化、程序化发展。另外，北约不仅仅代表了美国战后推行的扩张主义，而且还标志着英国战后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后者尤其对于欧洲传统的外交模式与国际力量格局的整合意义重大。
    纵观英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始终，我们不难发现，其二战前后外交政策的变化相较其历史上各个时期外交政策，变化的规模与影响毫不逊色。就北约而言，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从其酝酿、产生到初期发展始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肯尼斯所述，“1949年4月北约的成立，就其松散的结构、 明显的功用性特征来说，显而易见深深打上了英国作为始作蛹者的烙印。”（注：K.莫甘：《人民的和平：1945-1989年英国史》）K.Morgan,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1945-1989），牛津1990版，第85页。）
    英国之所以能在战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力量整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北约--这一冷战时期最大的区域性政治军事组织衍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归其原因大致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相较美国，尽管战后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空前衰落，但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其对世界乃至欧洲事务仍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战后初期其它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尽管也遭受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但英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国家，而且它还有英联邦及英帝国，这些都成为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军事舞台发挥影响的实力后盾，英国在战后世界力量的整合中一直谋求欧洲霸权，归根到底在于其战后初期拥有仅次于美苏两大国的实力。英国从始至终都是北约最热心的创立者和拥护者，虽然美国最终控制了北约，但由于历史及地理原因，英国在北约的政治军事构架、政策确立与执行等方面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第二，作为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延续，战后英国“联盟政策”继承了其传统外交政策中“制衡与均势”原则，在英国外交实践下，战后西欧政治军事联合取得巨大成就，英美战时结成的“特殊关系”也得到了发展，北约的成立对英国来说是个双赢结局。尽管北约最终为美国所控制，但英国借此建立了新的欧洲安全保障体系，同时也保存了其在欧陆的重大影响。在北约的政治结构与战略决策中，英国传统外交的精神实质随处可见一斑。
    第三，二战后初期世界冷战格局的发展，成为制约英国对外政策基本方针与实践的重要外在条件。战后英国所倡导的西欧联合的一系列实践，从《英法同盟条约》到《布鲁塞尔条约》再到《北大西洋公约》，其外交方针、目标的变化都反映了英国对外政策发展的特点。美国在战后积极推行霸权主义与冷战政策，同样也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约联合思想的酝酿与初期发展，实质上是英国传统外交路线与世界冷战现实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