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点市舶司一员或二员，又称提举市舶司（注：《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由转运使兼。太宗时期转运使主计一路财赋，但也对部内“凡诸职任第其优劣……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者）免官”（注：《金石萃编》卷二三○《杭州放生池》、《范文正公集》卷一四《王君墓表》。）。其总领市舶之事，实际上只是对市舶官吏进行稽察考校。
    勾当市舶使臣三员，简称“市舶使臣”，市舶司事务“每岁止三班、内侍专掌”。换言之，市舶使臣由朝廷临时差遣，并非常守其职。根据宋初之制，州郡“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或廷臣监理”（注：《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因此，市舶使臣主要掌管对舶货进行抽解和买的具体事务。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时期的市舶司虽然采用地方兼管的表面形式，但其内容已有变化。它有三个特点：其一，名与实分。州郡兼使，徒有虚名，并不实任其职，市舶司的实际权力仍操在朝廷派遣的三班、内侍手中，他们对皇帝负责，朝廷通过其专掌，可以遥控市舶。专职管理制度于此已初见端倪。其二，事权分化。市舶司职权，分为名、实、监督、稽察四个部分，各官员之间的事权虽各有侧重，但又没有明确的划分，目的是使彼此交相绳检，互为制约，这样州郡、转运司不能专市舶之权，而三班、内侍亦不敢因循旷职，朝廷自可操纵自如。其三，官无常守。市舶使、勾当市舶司、提举市舶司均为兼职，不是专职官员，市舶使臣亦非固定官属，而是随事而命，事已即罢，流动性大。市舶司无固定常设机构，仅设有市舶库，但也是“令钤辖（州武官职名）阅望，止于都监押内轮司其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说明宋初市舶司具有临时的性质。
    事实清楚地表明，宋太宗的市舶建置，并不是真正从管理海外贸易的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削夺州郡之权，以便朝廷控制，因而玩弄多设官属，分化事权的手法，防止官吏专权。他虽然成功地将市舶大权抓到手，但也因置官过多，造成中央与州郡，本职与兼职之间矛盾相妨，轻重失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效能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管理上的杂乱无章，许多地方官虽不参与具体的海外贸易管理工作，却利用兼掌市舶之名，侵渔勒索，贪污中饱（注：《东都事略》卷三七《李昌龄传》、《宋史》卷二八○《向敏中传》。）；还有“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讬市舶官”，低价强买海商货物（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不仅导致政府税利大量被侵吞，而且海外商人畏官吏贪暴，往往裹足不行，太宗末年，出现了“海舶久不至”的现象（注：《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
    宋真宗即位之后，中央与藩镇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央集权巩固。但在集权的过程中，宋太宗曾过分地打击了官僚势力，引起士大夫的怨言。真宗惩太宗之失，在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以争取士大夫的归心和拥戴。对于市舶制度，他虽然基本上守太宗之制，但也作了一些改革，如召回各路内臣，向州郡逐步放权。咸平二年（999年）两浙转运使副王渭“奉敕相度杭、明州市舶司”（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准“太常少卿李应机言：广州勾当市舶使臣，自今望委三司使、副使、判官，或本路转运使奏廉干者充选”（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市舶使臣的地位下降。后来又准李应机言：“广州通判系蕃官院差录，兼市舶公事。望自今中书选差，候得替日如不亏递年课额，特与致官优加任使，其市舶使臣亦候得替，依押香药纲使臣例迁转亲民任使”（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很明显，宋真宗已改变了原来由朝廷遣使专掌的做法，改由通判主持市舶事务，其意在依靠现有的官僚行政体系，来加强市舶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州郡的地位上升，遂据有其实。
    宋仁宗时州郡的作用进一步扩大，蕃舶由“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即由州郡长官和转运使共同领导市舶司；又规定市舶使臣在任内，“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当与酬奖”（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五。）。市舶使臣虽仍由朝廷派出，但被置于转运使的监督之下，权力进一步削弱。
    真宗与仁宗对太宗之制进行某些调整，在朝廷控制的前提下，扩大州郡管理市舶的职权，并不意味着市舶机构的成熟和完善；相反，它不但没有纠正原有弊端，反而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弊端。首先，事权分化的现象因扩大了州郡的作用而更有发展，造成官制紊乱，职权不明，结果是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管理混乱。景祐五年（1038年），太常少卿直昭文馆任中师言：“臣昨在广州奉敕管勾市舶司，使臣三人，通判二人亦是管勾市舶司名衔，并同勘会，所使印是市舶使字”，因此“乞自今少卿以上知广州并兼市舶使入衔内，两通判亦充市舶判官，或主辖市舶司事，管勾使臣并申状”。“诏知州徐起兼市舶使，今后少卿监已上知州兼市舶使，余不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五。）。也就是取消了市舶使臣，肯定了州郡兼使，事实上是恢复了地方兼管的体制，但是转运使、知州、通判之间仍是多头管事，互相掣肘。其次，知州为一州行政长官，兼职甚多，势必不能用心舶政。每逢海外贸易船到来的季节，知州临时差遣下属官吏前往操办抽解事务（注：《东都事略》第一一○《苏缄传》。）。市舶司有如虚设，官属亦非专职，很难谈得上对海外贸易进行系统的管理。第三，任官非人。由于州郡长官的任用多不是根据其实际能力，而只讲资历年限（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他们多“仕于科举，或祐于恩荫，对于治道一窍不通，往往无用于世”，“及使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注：《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注：《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论转运得许自择知州》。），以致市舶管理几陷于瘫痪（注：《蔡忠惠公集》卷三六《光禄卿致仕张公墓志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扩大了州郡的作用，地方牧守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虽理财非长，却以科敛为能，其依恃职权，侵扰影占，损公自肥，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后牧守或致谤议”，惟杨覃一人清廉而已（注：《宋史》卷三○七《杨覃传》。）。上梁不正下梁歪，州郡各级官吏则视市舶为利薮，纷纷以低价强买海商物货，以致“遍一州吏争与市”（注：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二《杜公行状》。）。吏治如此腐败，海外贸易岂能正常进行？市舶任官非人之弊就连宋仁宗也是心知肚明的，曾对臣下流露：广州“控制海外，诸国宝货所聚，前为守者多不能称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天圣三年正月壬子。）。然而他又不思变革，认为：“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
    以上这些弊端妨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仁宗在位期间，主要港口广州经常是“蕃舶罕至”（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朝廷派出的管押香纲使臣竟无事可做，端坐请给。此时为“三冗”所窘的朝廷将他们抽回三班院，何时船到发纲，即具马递奏，再行派遣（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一二。）。仁宗末年，海外贸易尤为冷落，纲运舶货的“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芘”，一片荒凉景象（注：《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北宋朝廷的市舶收入亦长期徘徊在四五十万缗左右（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导致海外贸易顿挫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宋朝统治者玩弄分化事权、多设官属手法，削弱了市舶司的管理效能，各级地方官吏乘隙侵夺骚扰无疑是重要的因素。北宋人朱彧论及各港口海外贸易衰落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注：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这表明旧的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其消极因素日益滋长，积弊日深，尤其是地方官吏的贪渎已成沉疴痼疾，不能适应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较深入的体制改革，将市舶管理纳入法规化、正规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