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发出推行14项新政的上谕，令各省地方官员议行，实际上即为戊戌变法的前奏。这一史实是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因为它与戊戌变法紧密相连。然而这个上谕发出后反响如何？作用如何？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提及，如弄清它将对深入了解维新思潮和戊戌变法的发展、光绪变法思想的形成和在戊戌变法中的积极表现、维新派与守旧派长期反复的较量争斗有极大帮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清楚地说明：光绪下传推行14项新政及抄发奏折之后，各省官员先后遵旨复奏，各抒己见，纷纷反对变法，掀起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全国规模的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轩然大波。本文仅就这场与戊戌变法相关的斗争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1 一场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发生
    甲午战败，中日签定了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面临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正如康有为所云：“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诞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①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彻底地暴露了清王朝腐败无能、苟安卖国的统治危机。在这创巨痛深之际，人们却也倍受震惊而觉醒。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②战争和赔款迫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之强盛。开放社会，向西方学习”③，适时地变法维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当时先觉的中国人所得出的结论。康有为正是这些中国人的优秀代表和领袖。
    康有为在闻讯中日即将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时，竭力反对。他昼夜疾书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发动和领导了千人参加的“公车上书”，恳请皇帝拒签和约，“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强调这几项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唯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④。这次上书虽因守旧派的阻挠而未能呈递，但它却不胫而走，遍传天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⑤，其影响极为巨大。
    “公车上书”运动虽然没有阻止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康有为并未气馁，他认为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及此连图自强，尚可拯救。遂又疾书《上清帝第三书》，于五月底呈递都察院。《第三书》发挥了《公车上书》所提出的变法内容，阐述变法的各项具体主张，恳请皇上“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更新大政。”⑥总的意图在于进谏光绪皇帝“宜乘和约既定，国耻方新之时”，及早变法，力图自强，以雪国耻。据说光绪览后，“大受感动，曾大哭三日夜，并怨各大臣不以天下国家大势告知”⑦，嘉许“康某人条陈深通外务”⑧。
    光绪冲龄践作，可谓生于忧患，治于忧患，国家的积贫累弱，列强的虎视侵凌，慈禧的严酷淫威，使他深感压抑难伸。光绪帝比较关心时务，读过《校邠庐抗议》、《庸言》等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作，接触了一些新思想，着意有所作为。但却奈何不得“慈禧如电之眼光，仍无时不鉴临”⑨，这“紧箍咒”使他难于伸展手脚。甲午战争时，慈禧虽然对他主战作出让步，但是朝政腐败已深，李鸿章等人不肯用命，致使战事终成溃局。败绩徒增后党攻讦帝党的口实。正值光绪茫然无措之时，恰览康有为的《第三书》，顿感无限欣喜，有如久旱遇雨，饥而得食。他立即命内阁誊抄三份，一存乾清宫北窗小筐，一存勤政殿备览，一送军机处，接着即分发各省督抚将军议行，并以原件送西太后阅览。这种罕见的作法足见光绪帝对康有为《第三书》的重视。
    甲午战后形势的变化，促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化，同年六月底，康有为写完《上清帝第四书》，呈都察院，工部代递再次遭到守旧派阻挠，遂决意南归。帝党官僚陈炽、曾植等人力为挽留，劝康有为“皆以时有可为，非仅讲学著书之时”⑩，希望他能留京推进维新事业。帝师翁同龢思想态度的转变尤属关键。他在毓庆宫行走二十多年，当时官拜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是帝党的首领，也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曲膝独对的近臣。光绪帝亦“每事必问同龢，眷侍尤重。”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曾想打开这条门路，亦上书翁同龢，请及时变法，遭到拒绝。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翁同龢也不屑代为呈递。甲午战后，翁同龢的态度就骤然不同了，急转而倾向于变法图强。“知西法不能不用”，就“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11）。当都察院递来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时，翁立呈御览，并屈帝师之尊亲去探访小小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可惜访而未遇。康往回拜，彼此倾谈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乙未年（1895年）秋，康筹划强学会时，帝党人士积极参与，翁的门生陈炽、沈曾植、沈曾桐以及文廷式四人成为强学会领导人，负有“正堇”“副堇”之名。翁还答应从户部拨给经费和印刷机器。强学会的诞生，正是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最有力的佐证。
    帝党敢于公然赞同变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光绪谋求变通的意向。光绪帝“日夜忧忿，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为此常商询枢臣关于维新的宗旨。翁同龢竭力推荐康有为才可大用，“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