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14项利国利民的新政，光绪要求各省“皆应及时举办”。据查到的档案计算，先后有19名督抚大吏回奏，但对14项新政完全表示赞成并筹办的一个人也没有。有的仅就其中一项或几项发表意见，有的同意其中某项新政，有的原则上赞成，有的口头上肯定，实际上否定，有的公开反对。总之，各项新政的反对者，至少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尖锐。
    如额勒精额坚决反对修建铁路。他态度愚顽，言论乖谬，竟以法国各城在普法战争中被占，铁路被毁为依据，断言中国修铁路也将被洋人所据，那时“纵有英雄豪杰之士举义旗而起，无能为矣”。“既如此，又何必劝我兴此四通八达之铁路，而为此揖盗入门之计乎？”并荒唐地认为不修铁路“则中国之民各业基业，而不致失其业”，“泰西之人各界其界，而不敢越其界”，“民教相安，少许多烧杀之祸”，“纲常不紊，乐无穷太平之天”，（35）赤裸裸地反对修路。川湘陕甘督抚口头上说筑路是“极切时务之事”，借口该省“万山丛集，道途险阻”，况“土产无多，商贾稀少”为托词拒执行新政。
    至于开矿设厂，则是半数人赞成，半数人反对。吴大澂以“地脉风水”（36）之说反对开采矿产，又强调采矿必使用机器，恐得不偿失。李秉衡以过去开矿30年“皆股本耗折”的教训，因噎废食反对开矿。
    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虽不少督抚表示赞成，但他们的出发点与康截然不同，根本不是为去商民之害，减少税厘，以利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剔除陋规，杜绝中饱，以增财政收入。德寿提出“以收数之盈绌，定委员之功过”（37）；其他官吏表示要“实力稽征”，“尽征尽解”。如此办理必将是税吏加紧盘剥，商民负累更重。
    铸钞一项赞成者寥寥无几。吴大澂反对铸银元，谭继洵、马丕瑶反对发纸币，他们斥纸币是“以空钞饵天下之银钱，事同诓骗。”（38）
    废驿站、创邮政同样遭到反对。李秉衡说，驿站行之已久，上下相安。如效西法设邮政局，官文和商信混淆，容易滋生流弊。德寿更是留恋驿站的所谓诸多好处--递送公文，迎送过往官吏，运送粮鞘，递解人犯等，担心裁去驿站改设邮政局后会带来不便，担心谕旨、奏章及紧急文件发生泄漏，经费未必能节省等等。
    折南漕一事，其利显而易见，况且东西数省的实践可证明。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督抚加以反对。额勒精额危言耸听地说：“一旦遇有警报，则数百万生灵坐受其困，此万万不可行也。”（39）奉天、四川与两广各大吏又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声明折南漕与本省无关，应毋庸议。
    裁汰冗员一项激起督抚大员强烈反对。奉天、甘肃等省复奏本省“人员本少，无员可裁”。有的陈述“荒远苦塞，薪水仅敷日用”，拒绝裁汰。谭继洵强调湖北各项差使前已再三裁减，今属无可再裁，候补人员“若纷纷咨送回籍，恐于捐务有碍”（40）。
    采用西法练兵，尤其受到指责。谭继洵说：“今议者动以练兵必仿西法，然未可强不同者与之同。”（40）认为西洋兵法可参用者，只有添设工兵和兵分一、二等这两条。杨昌濬声称：“甘省各军剿办内地逆匪，自与海防有别，但令将领得人，原不必学习洋操。”（41）似乎只有与洋人打仗，才需要学洋操。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中毁于一旦，如今要想恢复，督抚们更多畏难。就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著名的洋务派刘坤一也提出一连串的难题：巨款难筹，将才难得，即使恢复也难以制胜敌人。“今南北洋无人堪为水师提镇，即使借款制铁甲等船，徒以资敌。”（42）他的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额勒精额也反对恢复海军，他说：“洋人生于海岛如鱼龙，中国之人生于陆地如虎豹，何不置鱼龙于陆地，而驱虎豹于大海也？”（43）洋人并非都生于海岛，近代中外战争证明，海口一旦失守，“鱼龙”则能深入陆地，“虎豹”之威并未将“鱼龙”置于死地。额勒精额之流的无稽之谈，无非是恐惧洋人的心理反映罢了。
    督抚反对创办学堂是居于担心学生学习西学，将会冲击圣经贤传，抛弃纲常伦纪。如李秉衡所说“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致使“人心之陷溺已不可救”（44）。
    综观上述，可见新政实难推行，每项新政无一项不受非议和抵制。可知守旧势力不但在中央把持中枢，在地方也是盘根错节，结成一道难以冲破的罗网。光绪的圣旨毫无权威，纹丝不能触动督抚的冥顽态度，更不能督责他们认真遵照实行。一道诏书几成一纸空文。
    4 这场斗争的性质及其结果
    甲午战后这场政治上、思想上的激烈斗争，一方是光绪采纳康有为、胡燏棻等的变法建议，拟订14项新政，颁发诏书令各省“及时举办”、“实力讲求”；另一方是慈禧及其后党支持下的各地方大吏，以遵旨复奏，筹议新政为名，公然抗旨拒行，发难反对变法。这场特殊形式的斗争，乃是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两大政治势力的搏斗，是一场范围广泛的思想大交锋，同时也是帝党与后党实力较量的又一回合。实质上是守旧派势力对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反击，说明维新运动伊始，即遭守旧派的反对。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整个维新运动的始终。
    光绪帝发布实行新政的上谕这一举措，难能可贵又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光绪已向维新变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表达了他变法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后党守旧派的一次挑战。他认为以帝王之尊，一纸诏书就能实现新政的贯彻实施，但现实回答他的，却是来自各省大吏的驳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