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胡燏棻就是一例。他虽然积极倡导变法，一连摆出10项新政，把当务之急囿为“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兴学校。”（22）但却只字不提改革政体。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上书激动不已，对各项新政的建议大多首肯，但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建议却不能接受。光绪帝下达的变法上谕，主要依据的是胡燏棻的奏折，确定“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而未采纳康有为的议会主张。又如袁世凯的变法奏折拟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涉及政体改革的一条也没有。
    各省督抚大员中不乏其人赞同诸如修铁路、开银行、兴商务、办学堂等新政项目，甚至将这些项目抬高到居于根本的地位，从而排斥“改革政治制度”这一关键问题。如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朝廷“以振兴商务为目前要中之要，急中之急”，“以开银行，修铁路两大端为振兴商务之始基”（23）。廖寿丰复奏说，铁路“若网之有纲，若裘之有领”，是为“变法之始基，……而不能与一切西法相提并论”（24）。这些人所提的变法主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改变政治制度这个根本的变法纲领。
    （4）变法有无前途。维新派和热心倡导变法的人都对变法的前途充满信心，洋溢着憧憬之情。康有为说：“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犹反手。”又说：“若果涤除积习，别立堂基，……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亚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25）胡燏棻预言：“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26）袁世凯也说：“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27）所以，他们极力鼓动光绪下决心变法。
    反对变法的诸臣，根本不相信变法能有什么成效，对变法忧心忡忡。甚至断言变法只会招来新弊端，大祸灾。陶模认为“更法非难，更法而无弊为难”（28），廖寿丰说变法“不过添一新奇之弊窦，开一方便之法门，于实政无与也”（29）。有的大臣预言变法的“异日之祸，更有甚于今日”。所以他们力劝光绪皇帝，当务之急是“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不必侈言变法”（30）。
    3 关于推行14项新政的争论
    光绪皇帝上谕中颁行的14项新政，其总目标在求国家的富强，大体上可以分为发展工农商业，开发经济以求富国；节省开支，速筹巨资，以应向日赔款之急需；练陆军，复海军，以求自强等方面。
    康有为、胡燏棻等人认为：发展经济根本措施在于修筑铁路、开发矿产和采用机器。铁路是经济的动脉，矿产是工业的原料，机器生产才能加速工业的近代化。康有为还颇有见地而又形象地阐述了修筑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中国矿藏丰富而不开发，犹如“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造成“自蹙其国”的恶果。因此他们大力提倡要修铁路、开矿产、造机器。有鉴于中国国力疲弊，技术、人才匮乏，他们还相应提出大力鼓励民间集资，重金聘用外国业精艺高的学者、技师帮助开发。康有为说：向民间集股修铁路，可以“不费国币而可得数千万”。胡燏棻尤其反对官办机器工厂，他预言：“中国欲籍官厂制造，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行讲求。”（31）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移民去边远地区垦荒，既可辟地利养贫民，又可藉以充实边防。
    商业要发展应先革除厘金、关税的弊端。当时中国关税与西方各国相反：进口税轻，出口税重利于洋货倾销，有害于土货出口。康有为上书恳请“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32）。光绪采纳了他的建议，提出“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
    国家铸币，可获厚利，又便利商业流通。可是长期以来洋银大量流入中国。康有为主张在各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钱银，收回利权，充裕财源，同时发行纸币，京师设官银行，各省设分行，以便流通。袁世凯也提出“诸新法内，其牟利最巨，收效最速者，莫如铸钱币，设银行，造纸币”（33）。
    驿站是古老的传递公文、信息的形式，早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康有为建议裁驿站，学习西方设立邮局，传递公私信件，既可速通消息，广传见闻，又可每年收入千余万元款项，省却三百万驿站费用，即利国又利民。
    南粮漕运京师，损耗大，开支更大。胡燏棻献策折南漕。即废漕运，改折色，征收银钱在天津等地就近购粮。“国家岁省数百万开销，反多数百万余羡。”
    清末官制太监冗员太多，“徒縻廪禄”，卖官鬻爵，吏治败坏。康有为主张停止捐纳，裁并机构，裁汰冗官。中央机构可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统于礼部；大理寺并于刑部；太仆寺并于兵部；通政司并于都察院。地方只设道、县两级，“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这一改革官制的大胆方案，光绪未能全面接受，只采汰冗员一点，为节省官俸开支而已。
    强兵的新政，采取减兵额、练陆军和复海军三项。当时绿营有兵六十万，多为老弱、战斗力极差，徒然耗费军饷。康、胡建议分五年全裁绿营。光绪帝将其交部议。户部奏请挑留精壮三成，裁汰老弱七成。同时康有为建议按西法训练新军。挑选健锐青年入伍，选派廉明勋望的将领教以识字、看地图、练枪法、阵法；分炮、骑、步三兵种，严加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建议逐步恢复毁于甲午战争的海军，分设北洋、南洋和闽广三支，添置船舰，加强海防。
    设学堂、开民智、育人材，是新政的重要项目之一。胡燏棻提出把大小书院统统改为学堂，印发西学书籍供学员学习。康有为认为教育应普及于民。他说：“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如“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