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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廖大珂 参加讨论

南宋建立之后,宋高宗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宋徽宗亡国的教训,纠正徽宗之弊政,用心重振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进行调整。他即位之初,值“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增广”,虽然接受宰臣的建议,裁并官僚机构,以节浮费(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巳亥。),诏令:“提举市舶除广南外,余路并归转运司”(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建官》。);但翌年即因“尚书省言,并废以来,土人不便,亏失数多”,恢复了市舶司机构(注:以上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二。)。宗高宗一方面继承“专置提举”制,强化市舶司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恢复宋神宗“讲求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方针,推行熙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他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注:以上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并指示臣下:“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注:以上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减轻对海商的一些压迫。因此南宋前期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政府的市舶收入大增,“岁二百万(缗),所谓息钱,尽归户版”(注:许月卿:《百官箴·提举市舶箴》。)。
    南宋一朝,“专置提举”是市舶司的基本制度。尽管各路市舶司屡有废置,官制亦时有变动,但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一是南宋初年。由于宋金战争剧烈,金人频频南侵,南宋朝廷立足不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暇顾及市舶管理,故市舶机构时或并归转运司,或由提点刑狱司,或由提举茶事司兼管,官制变动极为频繁。但自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宋金和议告成,旋即恢复“专置提举”制,而且一直实行至南宋后期。淳熙年间,张坚出任福建提举市舶,“在泉南措置舶司极齐整”,深为孝宗所赏识,“进直宝文阁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司,已差下提舶苏岘候坚满日赴上。坚谓,郡与舶司体实相制,兼官未便。辞极力。岘始得上”(注:《京口耆旧传》卷七《张纲传》。)。南宋后期宋理宗的敕书亦曰:“朕犹记臣(真)德秀出牧者,再未尝兼舶”(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二《吴洁知泉州》。)。可见,“专置提举”制已是定制。二是两浙市舶司。步入南宋之后,受宋金对峙的影响,两浙的海外贸易大受打击,非常不景气,政府每年抽买舶货所得收入不过一万余缗,而市舶司本身的经费开支“乃过于所收”(注:留正:《皇宋两朝中兴圣政》卷三九。),朝廷于财政上实无利可言,遂于乾道二年(1166年)罢两浙市舶专官,将逐处市舶职事“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但作为南宋主要对外贸易港的泉州、广州仍维持“专置提举”制。三是南宋后期。南宋后期政治极其黑暗,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恶化。时沿海地方多事,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维持封建秩序,泉、广地方官府事权扩充,支出亦随之日增,而地方财政收入却不断萎缩,入不敷出,须仰舶利补助(注:《真文忠公集》卷一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于是,州郡千方百计地侵夺朝廷的市舶税利,或在市舶司抽解之外,“州税务又复额外抽解和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四。),“或掩夺商贾,或没入豪右”,“而霸政时出,民夷之惧者众矣”,甚至公然向朝廷大争市舶之权,“或谓非兼舶不可”,迫使理宗“监国初成宪,以守兼舶”(注:以上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广州重建清海军双门记》、卷六二《吴洁知泉州》、卷六四《卓梦卿直宝章阁广南提舶》。)。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理宗末年,即“以专使之遣”,又恢复了“专置提举”制(注: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景定慧星》。)。从上可见,南宋一朝,市舶司官制虽有时脱离“专置提举”制,但毕竟不合常制,且持续时间不长,因此“专置提举”是南宋市舶司的基本官制。
    四、结语
    宋代市舶司的三次大变动是在中央控制下,市舶贸易管理体制从地方兼管到专职管理的曲折演变,体现了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逐渐完善、逐渐正规化的过程。这是由于海外贸易不断发展,使管理事务日趋繁杂,国家机器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其管理海外贸易的职能亦逐渐趋于独立化。
    宋代市舶司自设置至终变,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经过了300余年的历程。它的每一步演变都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它既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又与宋代政治和财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紧紧地拴在一起。在官制变化上,北宋初期的分化事权和元丰、崇宁时期的集中事权都是为了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强化中央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方面,有异曲同工之效。市舶司官制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是随着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日趋严密,其垄断性日益加强,加上封建制度本身的腐朽性,市舶司制度也暴露出诸多弊端,这些弊端有的是制度不健全所致,有的是人为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明显,消极因素日趋滋长,给海外贸易带来严重的恶果,这一点在南宋后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对宋代市舶司官制变更所起的作用,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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