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机遇往往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这些机遇的偶然性反映出来。西汉武帝末年，与赵过推行“代田法”同时，实行了向民间推广大型犁铧（史称“耦田器”或“耦犁”）的措施。统治者的初衷，是“劝农”和“富民”，重点是扶植自耕农经济，特别是扶植国有土地上的“假公田”者。结果如何呢？除了看到平都令光教授用人挽犁，组织变工的记载外，自耕农使用大型犁铧者几乎不见于史，能见到的只有政府贷给耕牛一类记载。相反，豪强经济却趁机利用先进工具装备了起来，从而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宝贵契机。结果，武帝末年推广先进工具之举，不自觉地为西汉前期尚未充分发展的豪强经济起了为虎添翼的作用，使之成为民间的最大受益者。
    关于私家豪强经济使用“二牛抬杠”的先进工具，崔实《四民月令》载，东汉豪强庄园中，“十二月，……休农息役，惠必下浃，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出土文物中亦可找到类似证据。除前面提到的陕西省一批出土铁器外，汉代的牛耕画像砖或壁画可以提供诸多实例。这类材料大体分两种：一种是“二牛抬杠”式，如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注：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墓》，《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注：《江苏徐州汉画像石》，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陕西米脂画像石（注：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三期。），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注：内蒙古文化工作队、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等等，这种材料居多数；另一种，有的同志认为是一牛耕作，有同志认为这也是“二牛抬杠”或“一牛一马共耕”的，如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西汉末年木犁模型（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山东滕县宏道院画像石（注：《汉代画像全集》初编，巴黎国家图书馆版。）等。从年代上说，这些材料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从出土处看，绝大多数出自豪强的墓葬。它说明，豪强手中握有充足的生产手段，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控制着大批从事各业的劳动力。当“二牛抬杠”与大型犁铧结合配套这一先进工具问世后，他们会不惜投资并迅速装备起来，加上武帝时政府的推广，装备速度更快。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五页。）“二牛抬杠”的牛耕形式是西汉后期至东汉的主要牛耕形式，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注：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莫高窟23号洞壁画、榆林窟61号洞壁画及唐李寿墓擘画中，均可见到魏晋至唐代的“二牛抬杠”图，参见《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它的推广过程，也就是豪强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
    需要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从汉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考察豪强经济的历史地位，离开水利是不行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主持下的大型水利工程，既为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又为农业生产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它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正是广大自耕农提供的徭役。据《管子·度地》篇记载，当时政府组织水利工程是有一套专门办法的。朝廷设有水官，“以甲士当被兵之数”组织工程，三老、里有司等亲自督责。到汉武帝时，这种大规模水利工程发展到了更高程度。西汉后期，从《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书得知，中央朝廷对组织大规模工程已无力承担，整个水利事业从汉初以大型为主而变为以中小型为主，召信臣在南阳修钳庐陂即典型一例。东汉时期，王景治河这类大工程是极少数，规模也小于西汉的大型工程，而有关中小地方工程的记载则史不绝书，水井、水田的发展很快。笔者曾将散见于《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有关出土陶井、陶水田和清理古井的报导、报告作了初步统计，至一九八○年止，全国出土清理这类器物的地点，西汉是二十五处，东汉多至八十八处，不明东西汉的十三处。由此可知，东汉时不仅陂塘得到了发展，而且水井、水田也大增。巨型犁铧出现后，必然带来灌溉网进一步发展、密集。据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一书的看法，西汉后期，随着酷吏政治的消逝，汉王朝已从打击豪强、保护小农的政策走向对豪强、小农兼而容之，调节这两种经济结构的是循吏政治。西汉后期至东汉的循吏，多系地方豪强举荐。在他们主持下，中小型地方水利工程得到了很大发展，实际上这类工程是地方政府和豪强经济结合的产物。当中央集权国家无力承担水利工程这一使命时，豪强经济发挥其自身力量推动着水利工程事业向纵深发展。
    从以上考察可知，汉代豪强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在武帝以后得到发展决非偶然，它是以生产工具变革为基础的合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
    二
    把汉代生产力进步的历史与豪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合考察，汉代豪强经济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与汉代自耕农经济相比较而言的。
    前面已指出，自耕农经济虽然在铁器使用的最初阶段展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在“二牛抬杠”出现后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自耕农经济为何无力推广大型犁铧及马、牛这类耕具、耕畜呢？李悝描绘的战国时期自耕农经济状况，大家是熟悉的（注：见《汉书·食货志》上。）。陈直先生认为，“此段文字夹叙在魏文侯李悝尽地力之教中，实则皆是叙述汉代农民耕作的情况。”（注：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二七七至二七八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我认为除了税率不同，穿衣主要靠家庭织业、并不全靠市场这两点外，其他和汉代典型意义上的自耕农相比，的确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实际上自耕农占有土地数量及其耕作能力，后面还会提到）。从他们的收入来看，要购置牛、马等耕畜，对大多数人说来是困难的。汉代的牛、马价格极为昂贵。贱时，牛价每头近三千钱（注：《居延汉简甲编》181B。），马价每匹五千余钱（注：《居延汉简甲编》808。）。贵时，牛价可达一万五千钱一头（注：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马价更达十五万至二十万钱一匹（注：《汉书·武帝纪》、《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个别时期，牛甚至可达二十四万钱一头（注：居延新汉简《责寇恩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马可达一、二百万钱一匹（注：《汉书·食货志》下，《后汉书·灵帝纪》。）。大型犁铧是在武帝以后出现的，这时的盐铁业已为官府专卖。当时民间反映，“盐铁价贵，百姓不便。”（注：《盐铁论·水旱》。）试想，在战国和西汉前期，即自耕农经济相对兴盛时期，自耕农都“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随时濒临破产，甚至“卖田宅，鬻子孙”（注：《汉书·食货志》上。）；那么，在自耕农经济开始走向萎缩的西汉后期，他们能有多少力量来购置耕畜和大型犁铧呢？《盐铁论·水旱篇》贤良曰：“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大器”在民间不受欢迎，主要是自耕农缺乏使用“大器”的必要条件。所以，《淮南子》所谓“蹠耒而耕”，《盐铁论》说小农“木耕手耨”，均不提牛耕，就是这个道理。它决不是作者的疏阔，而应看成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很明显，财力的匮乏，是自耕农经济无法在生产中推广“二牛抬杠”和大型犁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