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朝中期的开封城
    金海陵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立志要成为中原皇帝。他不仅迁都燕京，还将祖坟也搬到了大房山，“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18〕，简直是犁庭扫穴一般。贞元元年（公元1153），开封府正式定为南京。贞元三年五月，“南京大内火”。这场火灾看来相当大，“烧延殆尽”。金海陵王为此重责有关官员，“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副留守郭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19〕。金海陵王是个没有民族偏见的人，从这个名单看，大良顺是渤海人，冯长宁原是伪齐官员，南人，郭安国是郭药师的儿子，渤海人，而左瀛又是左企弓的儿子，是辽朝汉儿。
    金海陵王重修南京宫殿，按宋方一种记载， 是从正隆元年（公元1156）到四年，负责官员是梁汉臣和孔彦舟，梁汉臣“本宋内侍陷虏，每思报仇”，其实是藉此耗竭金朝国力。〔20〕梁汉臣可能就是梁珫的字，按金方记载，“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使珫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珫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21〕。金方记载也未说孔彦舟主持修建，只说他在“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22〕宋方另一种记载则说是“己卯（正隆四年）春三月，遣左相张浩、右参政〔敬〕嗣晖”营建。〔23〕
    然而据《金史》卷5《海陵纪》，卷83《张浩传》，卷89 《梁肃传》，卷90《高德基传》，是在正隆三年十一月，“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四年，又命渤海人、户部郎中高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官员梁肃也“分护役事”，高德基“转同知开封尹”。正隆六年初，金海陵王命令李通对宋使说，南京“营缮将毕功”。不久，金海陵王就迁都南京，又随即攻宋，这应是比较确切的记录。重修南京宫殿，大约用了不到三整年的时间。
    这次重修开封宫殿确是耗资巨大，“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24〕。“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25〕宋方记载说，金海陵王“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将旧营宫室台榭，虽尺柱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26〕。
    北宋包罗大内的宫城原先只有五宋里，但到宋徽宗时，诸如艮岳、延福宫、龙德宫等建筑，已将宫殿区延伸到内城以北。在内城正北的景龙门外，景龙江当时实际上成了内城的北濠，而“景龙江北有龙德宫”〔27〕，成为宋徽宗退位后的住所。此外，宋徽宗的“诸皇子日长大”，“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锡名曰蕃衍宅”〔28〕，看来又与龙德宫相近。宋徽宗在龙德宫与大内宫城之间，还修筑一道夹城。据他后来对李纲说：“本欲内禅后，于夹城中往还，抱子弄孙，不欲令皇帝频出。人主频出，则不威，此本意也。”这道“夹城中通宫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岳、九曲池至龙德宫后，正与金水门相接”。金水门是外城西北水门，正名咸丰水门，景龙江和宫苑池沼都是引自金水河的水源。金军初次攻开封时，“夹城中无一卒守宿，恐有奸细不测之意，故拆去，使与宫禁相绝，备不虞”〔29〕。
    在金海陵王时那次将原宋宫“烧延殆尽”的大火灾中，估计限于宫城以内，而不包括艮岳以北的建筑。据宋使范成大记载，他出使经开封城中，“出（内城）旧封丘门”，“金改为〔玄〕武门，门西金水河旧夹城曲江之处，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遗。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30〕。金军第二次攻开封时，宋人曾凿艮岳造炮石，直到金世宗时，“河中卧石”也未得到清理。金卫绍王时的宋使程卓南归时，由外城西“入顺义门，即俗名固子门（宋称金耀门）也，循龙德宫墙，入五虎门”〔31〕。金末刘祁也说，“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后金亡“尽毁”，唯存“熙春一阁”，“盖其阁皆桫木壁饰，上下无土泥，虽欲毁之，不能”〔32〕。金人刘仲尹《龙德宫》诗说：“碧栱朱甍面面开，翠云稠叠锁崔嵬。连昌庭槛浑栽竹，罨画溪山半是梅。”〔33〕金末完颜《书龙德宫八景亭》诗说：“刻桷朱楹堕绀纱，裙腰草色趁阶斜。谁知剥落亭中石，曾听宣和玉树花。”〔34〕龙德宫等无疑没有重建。
    龙德宫等固然平时不对外开放，但从刘祁之说看来，金代仍未将其包容在宫禁之中。至于艮岳则无疑已包容在新的宫城之中了。有两处记载都谈到金宫中有“二太湖石”，一说为“敷锡神运万岁峰”和“玉京独秀太平岩”〔35〕，前一峰或说为“敕赐昭庆神运万岁峰”，“乃宋徽宗御书，刻石填金”〔36〕，这就是当年的艮岳，还保持了宋代的原貌。考古勘探也与文献记载一致，证实金朝的宫城北墙，是利用原宋朝内城北墙的中间地段修筑而成。〔37〕可知金代的宫城当大于宋朝的周长五宋里。
    但原宋宫城内的建筑，因为“烧延殆尽”，就只能另建。据宋使楼钥说：“前逆亮（金海陵王完颜亮）时，大内以遗火，殆尽。新造一如旧制，而基址并州桥稍〔移〕向东。大约宣德楼下有五门，两傍朵楼尤奇，御廊不知几间，二楼特起。”〔38〕“新造一如旧制”之说，应有所据，虽然金人未让宋使参观南京的新宫。如“正殿曰大庆殿”〔39〕，则与宋殿名称全同。另一记载描写大庆殿说：“殿前有两楼对峙，东曰嘉福，西曰嘉瑞。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傍垛殿各三间，峻廊后与两庑相接。殿壁画四龙，各长数丈，乃宣宗渡河后画。中有御屏画小龙，用拱斗斗成一方井，如佛〔宫宝盖〕。正殿盖中有一金龙，以丝网罩之，此正衙也。”此外，如“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仁安殿，龙墀、两廊皆如隆德殿规模，即宋〔集〕英殿也”〔40〕。其他殿阁难以逐一查对。
    估计自金海陵王修建至金亡，开封宫殿不可能全无改变。如金世宗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五月，“南京宫殿火”。因为这场火灾，“留守、转运两司官皆抵罪”，南京路转运使程辉“降授磁州刺史”〔41〕。但这次火的延烧面有多大，事后又如何修建，已不知其详。
    金朝在开封也有若干新特色的建筑，如据楼钥说，他从金中都南归，“入顺常、〔玄〕武二门。二门之间，过五丈河、菜市桥、夷门山巷口、百王宫，乃炀王球场，亲从第一指挥，旧日御龙直也”〔42〕。这段话不易理解，估计球场就设在原宋皇城司亲从官第一指挥和诸班直之一御龙直的营地。金人承辽俗，十分重视和嗜好打马球，“凡重五日拜天礼毕”，“击球”也是一种重大仪典〔43〕，故金海陵王（炀王）在开封另修马球场。南京并不作为都城，照理无须修太庙，但在“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44〕。
    金朝虽然重修宫殿，向北扩大宫城，但对宋朝原有的里城和外城的整个城市格局没有更动，只是将城门改名。按金朝中期的宋使所记，外城正东的“新宋门，即朝阳门也，金改曰宏仁门”，有的记载则称“弘仁门”或“洪仁门”。里城的“〔旧〕宋门，即丽景门，金改为宾曜门”。里城北墙偏东的“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金改为〔玄〕武门”，外城的“新封丘门，旧曰安远（景阳），金改曰顺常”。外城西的旧金耀门，金改名“顺义门”〔45〕。据《金史》卷25《地理志》载：“都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以上仅有顺义和顺常两门可与宋使记载相合。估计此处所载是金朝后期的情况，据金卫绍王时的《使金录》所载分析，当时宏仁门已经改名安利门，即是上述都城十四门的一门。按北宋时外城城门，连同水门九个，通计二十一门，即使东水门和西水门各有两门，也应有十九门。〔46〕可见金朝的外城门数略有减少。
    据《金史》卷25《地理志》说：“宫（皇）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其门五，双阙前引。”〔47〕参对《湛渊静语》卷2引《使燕日录》，外城正南为“旧南薰门”，但未说金朝的改名， 内城“丹凤门即旧朱雀门”。
    前引《金史》卷25《地理志》的文字，估计是抄自两处，“都城门十四”为一处，后一段所引即抄自杨奂的《汴故宫记》，而元朝史官失于融会贯通。但《使燕日录》却并未记载在南薰门之北另造丰宜门。其北的龙津桥，则是横跨惠民河的桥，“此水系蔡河分流，小舟往来，颇类临安内河，但船少尔”。承天门即是宋代宫城的宣德门。估计承天门也是后来改名，楼钥未提及此门更名，而稍晚的范成大《揽辔录》已提及“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金改为承天门”。两书都说其下有“五门”，门前双阙即是楼钥所称的“朵楼”，与《金史》卷25《地理志》可互相印证。
    金朝记载开封诸门颇为混乱，有用习惯称呼，有用宋时旧名，有用金朝改名。如《金史》卷17《哀宗纪》和卷113《赤盏合喜传》所载，“上出承天门”，一作“上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御端门肆赦”，端门是承天门的别名。“西水门千户刘寿”，“开郑门，听百姓男子出入”，“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奔”，这又是用习惯称呼。“过南薰门，值被创者，亲傅以药”，这是用宋朝旧名。“以兵护宫女十人，出迎朔门”，“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宜秋门”，这又是用金朝改名。迎朔门见于上引《金史·地理志》，而宜秋门可能是迎秋门的改名。
    北宋末年，外城的楼橹都被金军烧光，后来宗泽重建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按金末的记载，外“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乃“合抱之木”〔48〕。估计是在金海陵王另建宫殿时，将原宋宫等木材又移用于修造外城楼橹。
    北宋的内城，到北宋晚期，已多年失修而荒颓。〔49〕金代看来也延续这种状况。金海陵王虽然重建了宫殿，但不可能改变整个开封城的荒凉凋残面貌。金世宗时，据楼钥说，在内“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50〕。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宏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如“羊裘、狼帽”之类。“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51〕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52〕。在个体生产的农业社会，城市的发达主要依赖于农业人口能否提供充足的余粮。在黄河以南，成了中原最荒凉的地区，“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53〕，金章宗初，还是“河南地广人稀”〔54〕。当时金朝以中都大兴府为国都，其经济水平本来就不如北宋，这与北宋时以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支撑开封的繁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