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官方铸币比价与市场形成比价之间的差别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与世界市场行情接轨的思想。作者认为，“就白银、黄金来说，我认为任何群主都不能凭权力改变它们的比例”，（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5页。）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国际惯例。 在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货币价值，但是他不能强迫外国人接受。为了进行正常的国内外贸易，一国的币值不得不根据世界行情确定兑换率。“我承认，如果人们能够完全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范围之内，不必对外借用任何东西，那么，我们想设计什么样的硬币就可设计什么样的硬币；但是，既然我们必须有赖于别人，别人有赖于我们，我们在制作自己的产品时就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参照全世界一般的市场情况来进行设计”，（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5页。）从而进一步提出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研究其硬币兑换制度，按照世界行情确定兑换率。这是相当可贵的世界市场意识的萌芽。
    第二，重视农业，主张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国内外粮食贸易，调整农业与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6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较多地关注农业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页。）而且意识到如何保证全国粮食自给。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发展战略意义的视角。
    因此，作者十分重视农业，提倡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把“本年的积余”出口海外换回大量钱财或国内所必须的其他国家的商品。否则，一旦国内粮食歉收，“我们就不仅会遇到物价上涨，而且也会看到小麦数量不足，不得不用高价向国外的若干地区觅购小麦”。（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因此，作者把粮食生产看成满足国内食物需求的基础，提出要“更好地爱护庄稼人”，“从事农业的人愈多，各种食物的生产将更加普遍，如牛、羊、猪、蛋、黄油和乳酪，因为所有这些主要是靠谷物饲养出来的。”（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页。）
    发展农业不能靠“法律强迫”，而是靠利益驱动。因此作者一再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性。针对都铎王朝在粮食贸易政策上人为限制粮食自由流通的措施，作者提出批评，认为那样并不利于农业发展，因为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乐意从事农业”。“如果你想使农业振兴起来，你就必须加以尊重和扶植，那就是，要使农民靠此获得正当的收益。既然那种收益应当流入农村，为什么你要为此感到生气呢？”（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8页。）
    针对圈地运动引起的农牧业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作者提出了调整农牧业比例关系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杜绝圈地运动，增加粮食生产，“或者减少人们依靠放牧获得的钱财；或者提高农业的利益，直到农田的占有者象牧场主一样认为稳妥和有利可图为止，”并主张“不妨让农民始终有充分的自由在国内和国外任意出售小麦，就像畜牧业者可以随便出卖他们的产品一样”。（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7页。 ）由此可见，作者提出调整农牧业比例关系的思想，并不是主张回归到传统的农业结构，而是主张农牧业的动态利益调整，从而为农业发展争得有利条件和公平待遇，“不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受到限制，就是让我们大家同样享有行动的自由”。（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7页。）
    第三，支持宗教改革，维护王权和社会稳定，和平解决宗教争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内容与形式上发生的错位使英国的宗教问题复杂化，新旧教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宗教问题成为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欧洲大陆宗教纷争引发宗教战争，致使国家分裂，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为英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较多地关注宗教改革。作者从英国教会的实际状况出发，论证了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较为进步的改革主张。
    作者认为英国教会过多地沉缅于世俗事务，腐化堕落日趋严重，因而丧失了应有的精神号召力量。教士“彰明昭著地违反法律和教规”，买卖宗教仪式、滥施募捐、搜罗钱财，致使宗教事务置诸脑后，日益废驰，已引起世俗人士强烈不满。在欧洲大陆新教影响下，英国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宗教分歧、混乱日益加剧。因此作者主张首先对教会实行“自我改造”“除非我们首先实行自我改造，我没有多大信心看到宗教方面彻底消除这种普遍的分歧和分裂。”（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6页。）要严格遵守法律和教规，禁止买卖宗教仪式，教士以宗教事务为本，因此，作者主张教士学习经文、追求真理。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我们就不能认为真理总是掌握在那些依靠权力和权威或依靠强取豪夺的参政权而占据优势的人手里”。（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3页。）由此可见，作者深受大陆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提出要深入研究经文、不迷信教会权威的新教观点，并初步提出建立廉俭教会的主张，具有进步意义。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作者认为，国家有权力干预教会改革，但是作者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财政目的表示了批评，并主张吸取欧洲大陆宗教改革引起战争和分裂的教训，维护王权和社会稳定，避免内讧，因为“一切分裂要算宗教问题所产生的分裂最为危险”，所以“还是让那些适合于评判这类事情的人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考察和解决这个问题吧；同时还要求任何一方不使用暴力去反对另一方，或者强迫他们唯命是从”。（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4页。 ）只有利用和平手段召开宗教会议讨论解决宗教争端，才能使英国避免重蹈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覆辙，从而有利于社会政治安定、工商业繁荣和财富增长。
    第四，重视大学基础教育，提倡理性，批评世俗化教育中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16世纪是英国文艺复兴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学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阵地。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加速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就其基本组织而言，大学的近代史可以说始于1535年在英国教会法废除和其讲授的禁止。与此同时，国王对教会的最高权威使大学摆脱僧侣的控制而隶属于国王”。（注：Ronald H.Fritze,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dor England,1485-1603.Greenwood Press 1991,P.516.）但是，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没有重大变化， 这就造成了世俗教育发展过程中内容与形式的错位--中世纪以来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仍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是大学组织机构已日益由俗人控制。在资本原始积累大潮冲击下，城市平民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传统的大学教育日益淡漠，大学自身经历了一个危机与重建的过程。《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从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呼吁重视教育，培养人们的理性判断力，从而深刻地批评了社会上忽视大学教育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