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学好“七艺”是基础，它有利于人们利用获得的知识理性，辨别真理和谬误，认清时政的好坏，“正如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由于赋有理性而胜过其他一切生物那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依靠上述那些学科对理性的磨炼和指引，比其他任何人优越得多。”（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作者进而批评了那些只重视经验技能、不重视知识理性的人。他认为，许多人为谋求生计考虑，往往只让儿子上大学学一点拉丁语，（注：中世纪西欧法律文书通行拉丁语，它是从事法律文书工作必备的实用技能。）只要“能读能写”，“会说会道”，就离开大学到社会上工作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学校的基础知识是总结经验、建功立业的基础，“学识帮助了经验和记忆”，“可以起到促进智能和增加智能作用”。（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8页。）如果仅仅满足于“能读能写”、“会说会道”，而不愿意继续学习基础知识，那么这样就难以提高“任何判断力”，“对于这样一些人，我不妨把他们比作重视树皮而不珍惜树干，爱惜果壳而鄙弃果仁之辈”。（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
    由于社会流行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许多博学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地位，学者“以其学识得来的报偿却是耻辱和障碍”。（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4页。）这样一来，大学教育就会陷入危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因为“人们夺取或控制一个帝国或王国，不是依靠勇气或武力，而是依靠主要从学识中得来的智慧和策略”。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王国在短时期内将成为见不到聪颖精明之士的国家，因而陷于粗俗鄙野，最后屈服于我们以前高踞其上的其他国家并受其奴役。”（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页。）
    作者重视大学基础教育，提倡理性，从其所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来看，有其保守和不合时宜的一面。但是他针对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村乡绅只顾埋头赚钱、忽视思考国家大事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提出了深刻批评，并初步认识到理性的意义，具有深远影响。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并不具有经典意义的货币主义特征，它也没有过多地关注后来经济学说史研究者提出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而是放眼当时整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阐发了较为实际的思想主张。针对这些思想主张，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范畴去认识，而应当结合其所处的历史转折时期，把它们视为对都铎王朝社会转型进行初步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关于社会转型的最早理论形式。
    三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特征包括重商主义政策特征和重商主义思想特征，在对欧洲重商主义兴起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其重商主义政策，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在政治上为推行财政主导政策而改革相应的财政体制及其他行政管理体制，在宗教上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目标使宗教世俗化、民族化。这些早期重商主义政策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历史进程，成为关于社会转型的最初的转型政策。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表现出较少理论抽象，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对王权和民族国家强力较少依赖意识等诸多特征。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探讨在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中引起诸多歧见和争论，甚至有人主张废弃这个概念，（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前引书，第599页。 ）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来是对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不是局限于阐发经济理论。从世界现代化理论来看，它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自觉地意识到。研究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不应忽视重商主义政策实践和思想主张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重商主义”并不局限于经济学史范畴，正如“地理大发现”并不局限于地理学范畴，“文艺复兴”并不局限于文学史范畴、“工业革命”并不局限于工业史范畴一样。它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范畴--它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兴起到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发生）；又指这一时期以王权为中心的新兴民族国家推行的一揽子式的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政策；又指这一时期对社会转型进行初步思考的理论思想。对重商主义进行历史考察迄今还只是初步，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新思想、新内容，认清其主要特征，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世界现代化的起源，把握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