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魏皇兴中青州地区入魏以后，是否就与南朝完全脱离接触而文化交往与之隔绝了呢？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前已提及，青州大族崔氏中有多人被充“平齐民”（平齐户）北迁代郡，后其中如崔光、崔亮、崔休等甚受北魏朝廷重用。还有与崔氏有亲戚关系的蒋少游，他对规划北魏宫殿制度曾起重要作用。《魏书·蒋少游传》：“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或谓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为体练，由少游舅氏崔光与李冲从叔衍对门婚姻也。”（注：《魏书·术艺·蒋少游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970～1971页。此传佚，据《北史》及《小史》补，“由少游舅氏……婚姻也”，为《北史·艺术下·蒋少游传》所无。）北魏曾派遣蒋少游与李道固于公元491年使南齐，据《南齐书·魏虏传》：“（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注：《南齐书·魏虏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90页） 从这段叙述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北方急欲仿效南方宫殿规制之急迫心情，另一方面又说明清河崔氏留在南朝的人士亦在政治上起作用，并且对北方崔氏家族及其亲戚关系等情况颇为明了，或许表明南方与北方的崔氏家族成员之间，存在有某种方式的联系。
    前已述及，有学者曾论及青州地区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心区相距遥远，又地处滨海，故北朝中心区流行的事物传到那里会较迟，因此产生文化上的滞后现象。但这些因素或许又正是表明那里较容易接受南来的新风，距政治中心远则中央控制相对不严，滨海则有由海路南通之便利。谈到青州沿海海路交通，总会令人忆及东晋时高僧法显归国之事，据《高僧传》，法显归国附商人舶循海而还，忽遇大风，“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藋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人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遂南造京师。”（注：《高僧传·译经下·宋江陵辛寺释法显》，第89～90页）法显船泊青州虽非原意，但亦反映青州经海路可与东南诸省区相通。
    通过近年来山东青州地区考古发掘所见，不论是北朝墓葬资料还是佛教造像，都明显有与北朝政治中心区不同之处，有些特点明显是与南方传来的文化新风有关。其中最突出的资料，就是这一地区北朝墓室壁画中的屏风画，对此我过去曾作论述（注：参看《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现再简述于下。
    青州地区北朝墓中，有两处北齐墓中绘有屏面绘人物画像的屏风壁画，一处是济南市东八里洼墓内北壁，绘出立于床后的八扇屏风，但仅在中央四扇屏面绘有画像，均绘树下人物，多袒胸跣足坐于席上饮酒，有的除坐像外身后还绘出侍童。另一处是临朐海浮山北齐崔芬墓，在方形墓室的东、北、西三壁壁面都绘出分扇屏风，屏面画主要是树下人像，还有马伕牵马及舞蹈的画像，或仅绘树石，树下人像的背后或侧旁立有侍者，有的是女侍。已发表的两幅画像，其中一人前设书案，正执笔书写，像侧立一女侍，手执灯；另一人似作双手撑席的醉姿，身后一女侍似正为其捶背。十分明显这些屏风人物画像，是仿自南方早已流行的“七贤”画像。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东晋南朝时“七贤”是画家经常摹写的题材（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还保存有东晋顾恺之所作《论画》一文，文中对东晋另一位画家戴逵所绘“七贤”的评论：“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表明至少在顾恺之和戴逵以前“七贤”题材的绘画已流行于世。《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述的东晋画家遗留至唐时的作品中，还有史道硕所画的“七贤图”。南朝时“七贤”题材更为盛行，刘宋时名画家陆探微所绘《竹林像》和南齐画家毛惠远的《七贤藤纸图》，都曾流传至唐代，均见《历代名画记》）。自60年代以来，更在南京、丹阳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发现多幅“七贤”拼镶砖画，为了画面构图对称，在七贤外又增绘先秦隐士荣启期而凑成八像，两壁各安排四像，以取得和谐对称的艺术效果（注：姚迁等编著《六朝艺术》，文物出版社，1981年）。不过早期为七贤画像，仅绘出林木下的七贤坐像，只是在南齐永元年间才出现七贤侧后随侍女侍的画法。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和《南史·齐本纪下》，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三年（501 年），都城建康城内宫殿失火，“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大火之后，萧宝卷又大兴土木，重修诸殿，还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注：《南史·齐本纪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3页） 自此以后这种在七贤主像侧旁绘有侍者的构图，开始流行。青州地区北齐墓中七贤人物屏风壁画，应是这种像侧旁绘侍者的新式画像粉本北传后的作品，充分表现出青州地区当时比北朝其他地区更早地感受到南方艺术新风。同时，崔芬墓东壁上栏青龙壁画前有手执仙草引逗的羽人，也是南朝拼镶砖画中已见的画法。
    青州地区北齐墓中随葬器物，也有极具南朝造型特色的物品，最令人注意的是淄川区和庄墓中出土的青釉莲花尊，其整体造型与湖北武昌南朝墓出土的莲花尊近似，而与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莲花尊不同，从尊上所饰忍冬纹等特征简报作者认为它是当地瓷窑所烧造（注：淄博市博物馆等《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文物》1984年第12期，第66页），但其整体造型特征说明应是受到南朝影响而制作的产品。
    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前已指出有两项较明显地与中原北朝造像不同之处，一是通体不刻或简刻衣纹而涂金施彩的作法，二是菩萨像佩饰的精细繁缛。在诸城造像的正式报告在《考古学报》发表时，我曾建议作者在结语中增加了下述一段：“诸城北朝晚期菩萨像结构复杂的璎珞和佩饰令人联想到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的北周天和二年（567 年）菩萨雕像，也是饰有复杂的璎珞和佩饰，可惜头和肩部已残损，造型风格与西北地区现存的北周造像不同，明显是受到成都地区原有的南朝造像与地方风格的影响。这也有助于考虑诸城造像地方风格的来源。”（注：1.诸城市博物馆《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考古》1990年第8期2.杜在忠等《山东诸城佛教石》，《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60页）万佛寺天和二年菩萨像（注：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所以与西北地区北周造像风格不同，应是北周占有四川地区后受到原来当地南朝造像影响后的产物，因此与青州地区造像相比，佩饰精细繁缛的菩萨造型特征，也有可能来自南朝的影响。不过目前只能从文献中看到南朝寺塔繁盛、造像精美的记载，还缺乏相应的考古发现，所以这一推测还有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来证实。
    青州地区北朝文物显现的特征中，前面叙述的事例可见南朝文化新风的影响，而另一些内容，则与北朝中原地区相一致，例如墓室壁画中四神图像的配置，甲胄按盾门吏的形貌和服制，车马仪从的形貌，以及俑群的基本内容与造型，等等。还有一些特征，例如以石材构筑的圆形墓室，随葬俑群中龛内兽形十二辰造型，类似“墓龙”、“仰观伏听”等特殊的陶俑造型，等等。目前还难以与北方或南方相联系，或许显示的是青州地区独特的地方风貌。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值得今后深入探研。也希望山东的文物考古学者在重点史前、兼及先秦时能分一点注意力关注一下南北朝时的青州考古，并望今后青州地区的重要文物不再流失，总之期望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研究，在今后能够取得新的更加重要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