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干涉中国”
    莫斯科密切注视着1924年8-10月“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即商团事件和江浙战争，并认为它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帝国主义列强及世界革命，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5页。）。
    8月10日，广东商团所购价值百万元之军械由挪威商船哈佛（Hay）号载运抵穗。据时任广州政府海关监督的傅秉常说：此帮枪械已由粤省商团团长陈廉伯“正式办妥报关手续，获得许可”（注：郭廷以等：《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55页。）。船抵广州湾后，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于25日前后举行全省大罢市，各属乡团士绅也成为罢市运动之后盾。孙中山打算“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消息传出后，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于29日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页。）9月1日孙中山致函英相麦克唐纳（R.MacDonald），并发表对外宣言，指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对广州政府“宣战”（注：《为广东商团事件对外宣言》，1924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对其欲“倾覆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注：《致麦克唐纳电》，1924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页。）。
    其实，翟比南和英海军纯属擅做主张，英国政府包括驻华公使麻克类（Macleay）、外交部及海军部事先一无所知。麻克类从报纸上知悉此消息后，即致电翟比南追查此事，英国外交部认为翟比南此举乃“鲁莽行为和判断上的失误”（注：《英国政府与广州商团叛乱关系档案选译·外交部官员沃特洛致海军大臣秘（密）件》，1924年9月19日，张峻义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1号（2001年），第169页。）。麻克类在9月5日给外交部的信中特别提醒说：如此卤莽之举，将给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良机”（注：《英国政府与广州商团叛乱关系档案选译·驻北京公使麻克类致外交大臣电》，1924年9月5日，《近代史资料）总101号，第167页。）。果不其然，扣械案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这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注：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5页。）。
    适值广州政府几近瘫痪之际，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旋即引发直奉大战。同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及鲍罗廷议决发表宣言，实行北伐（注：参见敖光旭《孙中山与二次北伐》，载《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莫斯科显然敏锐地意识到这“两大事件”对远东革命的重大潜在意义。维经斯基以为，“孙中山一旦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首先是华南，其次是华中和华北的民族革命运动必将深入发展”；“如果孙中山能战胜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这将会产生全国性的、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巨大后果。”（注：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12页。）不仅江浙战争“确实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内战”（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50页。），而且在太平洋地区存在着“重新爆发世界大战的巨大危险”，因而他号召“西方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劳动群众应当警惕地注视远东事态的发展，并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注：维经斯基：《对中国的干涉》，1924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1页。）。他要求中共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在南方“从事反对富农和买办的斗争”，并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如果直系取胜，则可能是最大的坏事，因为这就直接意味着英美资本的胜利，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最反动的势力。”（注：《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1924年9月6日，《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3、25页。）
    维经斯基及时撰写的《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载9月6日《真理报》）及《中国南方的局势与孙中山政府》（载《共产国际》第7期），拉狄克撰写的《世界对抗的新阶段》（载9月5日《真理报》）等文和9月4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拉开了支持孙中山、“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雇佣的商团军”这一跨国运动的序幕。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孙逸仙问题”及“在中国的武装干涉问题”两个专题报告，责成契切林就中国事件发表谈话，并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1924年9月11日，《丛书》第1卷，第530-531页。）。
    9月5日，全俄中央理事会和苏联23个工会联合会于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盛大集会。红色工会国际领导人洛佐夫斯基发表讲话，强调“现在远东的事态不仅间接地而且直接地涉及到苏联”，“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争时期的开始。这是全球政治中新的一页”。就在这一天，“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也随即宣告成立。《消息报》强调：“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革命民主政权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因而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立即行动起来，绝对不能让这些强盗把绞索套到中国人民的脖子上。（注：参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7-408页。）9月7日，仅在列宁格勒就有数十万群众巡游街市，“恨不得马上跑到中国来与帝国资本主义决一死战”（注：林伟民：《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中国工人》1924年第11期。）。
    至9月中旬，“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每日以个人或由团体名义加入者，数以万计”。9月16日，“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学生大会议决函告中国学生，希望中国进步的学生及知识阶级，以其运动承认苏联之魄力，奋起反抗列强之恫吓”，并决定派员至中国组织通讯机关，在欧美各国组织分会，“使援助中国抵抗列强侵略，成为全世界之运动”。（注：《反对侵略中国大运动》（莫斯科电），《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9月24日。）9月18日共产主义学院举行大会，500余学员听取了刚刚从中国回国的维经斯基的长篇报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与中国内战》。21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与会者随后全体加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22日，一个世界性的声援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主席团由拉狄克、马克·曼奴斯、特来恩、片山潜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组成。拉狄克在《中国为什么发生内战？》的报告中重申：“中国国民之奋斗，与世界人类之命运有极大关系，非区区民族独立问题。中国革命若胜利，吾人即可得四万万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国，乃吾人历史之天责。”（注：《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莫斯科电），《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17日。）
    而且，“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1月10日副刊《觉悟》。）。截至10月9日，全俄加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者“已逾百万人”（注：《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莫斯科电），《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17日。）。英、法、美共产党代表也致电孙中山表示：“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麦克唐纳、赫里欧、柯立芝之恶行，及铲除其阴谋。”就这样，“英国、法国、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了。（注：李琴华：《中国内战与中国工人阶级》，1924年10月，《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96页。）莫斯科在运动中成功地促使“全世界注视华南事态的发展”（注：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页。），欧美工人对事态的关注“不仅日益扩大，而且逐渐加深”（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作者再版前言，第42页。）。共产国际以如此的规模、声势来介入中国事务，商团事件当属首次，同时它也是“远东路线”及激进思潮崛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