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商团
    尽管商团事件的演进以及各方态度的变化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但莫斯科及鲍罗廷等人的努力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转变”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即将到达的苏联军火援助以及“不许干涉中国”运动的盛况，显然使孙备受鼓舞。9月12日，孙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求援，声称“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现已到来”（注：《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1924年9月12日，《丛书》第2卷，第710页。）。毋庸讳言，苏联对孙所许诺的军事援助一直是决定两者关系的重要筹码。鲍罗廷一到广州就发现，“再也没有比提供武器这项承诺更能去除他和孙之间交往的障碍”（注：Bruce G.VanVleck,Mikhall Borodin:Soviet Adviser to Sun Yet-sen.Florida: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M.A.,1977 History,Modern,p.42.）。1924年10月7日，苏联援助广州政府的第一批军人（8000支俄式长枪，每枪配子弹500发，其他武器若干）由“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运抵广州，随船抵穗的还有一批顾问。10月9日孙致函蒋介石说：“盖今日革命，非常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注：《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不过，这种转变为莫斯科来说依然不尽人意。尽管9月17日《真理报》以醒目标题“孙中山发表声明--中国要走苏联的路”刊出孙的谈话（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1页。），但在镇压商团问题上孙似乎还是犹疑不定。时在莫斯科的李大钊就指出，“中山将要把工人武装起来，此时还正在分化之中”，其政策迄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注：《中国最近之政变》，1924年9月12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86页。）
    10月上旬，由于广州政府与商团签订的还械“六条件”始终无法兑现，广州总商会、全省商业联合会、粤省商团联防总部决定于10月10日启动第二次全省大罢市。孙中山虽然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仍然严令蒋介石抛弃广州而将黄埔军校迁往韶关；为解燃眉之急，10月9日再电嘱省长胡汉民、广州市长李福林将部分枪械发还商团。至此，孙的“妥协”似乎没有限度，为寻求转机只有创造并利用一切时机。
    经鲍罗廷及“左派”组织发动，广州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等数十团体，10月10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集会将届结束之时，共产党人号召群众“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注：《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1924年10月10日，《双十特刊》。），随后开始游行。下午两时许，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遇参加游行的工团军、黄埔学生军“截阻”，遂出现“误会冲突”。乱枪之中工团军及学生军死六人，商团重伤三人，伤若干。负责警戒的李福林部及公安局保安队以工团军“有意劫械”，连同商团将工团军击退，并捕去百余人（注：参见敖光旭博士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第178页。）。
    冲突一发生，鲍罗廷即刻吩咐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战，并将死亡人数加以最大限度地夸大，谓：仅工团军及学生就“被商团击毙数十人”（注：《蒋介石请严办商团致孙文密电暨孙文批》，1924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9页。）。孙闻讯异常震怒，据侍卫李荣回忆说：“按总理秉性慈祥博爱，虽任何刺激，从来未形诸颜色，其愤激情形，生平以此为最。”（注：李荣：《总理病逝前后》，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8页。）鲍在后来的秘密报告中说：这件事为主张镇压商人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为积极反对商人提供了绝妙的口实”（注：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03页。）。中共广州地委在鲍的授意下，当晚决定立即要求国民党政府镇压商团，同时广泛发动广州及各县工、农、学各界群众向广州政府请愿，并做好镇压商团的准备（注：《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印。）。
    商团事件期间，集中了数十名苏联军事顾问的黄埔军校几乎成了第二政府，也是策划镇压商团的大本营。10月9日，“鲍罗廷与蒋介石视察了黄埔军校，鲍罗廷作了‘革命党应有的精神’的讲演”（注：朱玲、张先智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2页。）。镇压行动发动前夕，鲍、蒋二人频频致电远在韶关行营的孙中山，促其返穗“震慑”。孙嘱鲍及苏联顾问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以投入战斗（注：《致鲍罗廷》，1924年10月13日，《宋庆龄书信集》（上），第43页。），随后于14日夜密返广州。鲍“积极参与了策划反对商团的各种计划”（注：Lydia 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Microfilms,1979,p.457.），苏联顾问列密和切列潘诺夫也参与了计划的制定（注：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5页。）。该计划规定，各军应于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团发动攻击（注：《某君呈报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革命委员会会议事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1辑，第416-419页。）。
    充分依靠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镇压商人运动，无疑是此次军事行动计划的基本精神。孙中山返穗后即秘密召集宣传会议，30余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与会，会议确定了军事行动之前和之后的部署（注：参见赖先声《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共产党人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等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所属之临时军事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并动员组织广州工人、市郊农民支援配合镇压商团（注：参见黄穗生《试析中共广州地委在平定商团叛乱斗争中的策略》，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1册，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3页。）。10月14日夜或15日晨，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团军、吴铁城警卫军及滇军、湘军如期向广州商团之聚集地西关发起猛攻，在军事行动中，“出万死不顾生作政府军队的内应的，就是工人”（注：玄庐：《扑灭反革命》，《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20日。）。广东全省20万商团、民团（注：《商团代表辞职后之粤局》，《南铎日报》（新加坡）1924年10月15日。）在政府军队和工农群众的夹攻下，或降或逃，或被取缔解散，存在于粤省14年的商人武装寿终正寝。
    鲍罗廷及苏联军事人员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沃罗夫斯基”号就停泊在黄埔码头。切列潘诺夫说：“‘沃罗夫斯基号’在广州的停泊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海军司令部下令‘沃罗夫斯基号’开进广州，这是我国坚决支持孙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133页。）“俄国武器及时地赶来救援，而且，鲍罗廷准确地估计了复杂的形势，并最终组织赢得了这场胜利。”（注：Dan N.Jacobs,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3.）
    事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出：“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根据通过的决议所做的工作（即使国民党接近工人群众，接受同土地所有者、官吏、某些军阀匪帮作斗争的贫苦农民），反革命才没有得逞，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才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此外，只是由于在中国南方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的叛乱，中国的解放运动才能在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规模。”（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1925年5月16日，《丛书》第1卷，第619-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