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战术及“引入”阶级斗争
    “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冲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赋予民族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性质”，一直是共产国际二大以来的政策（注：《丛书》第1卷，绪论，第10页。），也是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及中共决定“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的理论和政策依据（注：参见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然而如前所述，加拉罕、鲍罗廷等人一开始就发觉推行此策“太困难”，倒是商团事件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时机。
    鲍罗廷一贯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需要玩弄权术”，从而“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注：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5页。）同时，“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始终是莫斯科赋予鲍的重要使命。鲍也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注：《丛书》第1卷，第357页。），而且“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注：《鲍罗廷的书面报告》，1925年2月14日，《丛书》第1卷，第576页。）。曾为中共党员的周佛海就提到：“鲍罗廷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的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作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从而使中共获取主动。（注：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653页。）
    商团事件前夕，鲍在给瞿秋白的密函中再次批评中共“很少从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的工作”，他要求“必须尽快办报纸”，一方面使它成为“国民党的所有左派力量”的聚集中心，另一方面让它成为打入左右派之间的楔子。该函还表明，鲍早已在编印一份名为《通讯》的秘密刊物，意在收集有利于打楔子的材料，其流通范围只限于中共中央（注：《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丛书》第1卷，第511-512页。）。
    由于加拉罕曾警告鲍罗廷不要公开发表文章，以免给苏俄同西方列强的谈判制造麻烦（注：参见《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载《丛书》第1卷，第387-388页。），因而商团事件中利用“我们的报纸”来打楔子的工作就主要由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担当。《向导周报》从第79期开始，集中力量在国民党和广州政府内“加楔子”。陈独秀撰文说：“帝国主义者军阀绅士奸商，他们本来是气味相投的一串货色，在广东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陈炯明便是这一串货色的串子。”（注：独秀：《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向导周报》第79期（1924年8月20日）。）蔡和森则进一步指出，除了帝国主义、军阀、士绅、奸商这“一串”反革命势力外，“国民党右派分子”也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帮凶。（注：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周报》第82期（1924年9月10日）。）他甚至说商团事件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老头子”（指孙中山）的妥协政策正是“右派包围”的结果。（注：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周报》第83期。）瞿秋白更直指吴铁城、伍朝枢、马超俊、范石生、陈廉伯、陈恭受等为国民党右派，并认为扣械问题“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注：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简而言之，分化国民党以铲除“右派”并为镇压商团创造条件，正是《向导周报》系列文章的中心意图。
    具体到国民党内部对待商团及罢市的分歧，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时局和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鲍罗廷及中共的“楔子”战术，特别是刻意将陈炯明、陈廉伯、陈恭受也指为“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右派”，着实激怒了国民党中的非中共分子，国民党中执委对此极为恼怒，甚至“拟将陈独秀、谭平山革除党籍”；同时发表公函，强烈指责中共“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指陈廉伯、陈恭受为国民党员等做法是别有用心，要求《向导周报》“更正及道歉”，否则“当采适当之方法”以严重对待。（注：《记向导周报攻击孙政府事》，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印《广东扣械潮》第4卷，1924年，第23-26页。）
    利用报刊舆论打楔子显然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更重要的是将楔子打入广州政府所属之军队及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最高层。鲍罗廷在双十事件之前就催促孙中山成立镇压商团的“革命委员会”，在他拟就的人选中，对俄国已失“信仰”的胡汉民及“非俄派”（注：《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的汪精卫被摒除在外，孙开始完全接受该方案，后经蒋介石力争，鲍始接受“汪进胡出”的折中办法（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尽管胡最终还是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但却没有“表决权”（注：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Cambridge:Han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99.）。鲍则被孙任命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孙缺席时“得有表决权”（注：《聘任鲍罗廷职务状》，1924年10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2页。）。在镇压商团的军事计划中，鲍将军队分为直辖与非直辖两类，非直辖部队即包括“军阀”范石生、廖行超、许崇智所部，若其“不欲举动”则由直辖部队“举事”（注：《某君呈报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革命委员会会议事项》，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27年），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在双十节由共产党人组织的大型集会上，主席谭平山主张将滇桂等“军阀”也列为“反革命”而予以“打倒”（注：《第一公园大会详情》，《双十特刊》。）。
    至于将阶级斗争引入基层民众之中，在广东同样进行得井井有条。事件期间，“共产党则大力发动工农群众，主张武装工农，镇压商团，鲍罗廷坚决支持这个意见，建议孙中山先生马上建立工团军和农团军，他说：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团，那么就让工人农民的武装去解决商团吧”（注：邓演存等：《略记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决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广东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鲍提出的粉碎叛乱者的计划，特别注意团结整个广东人民问题……鲍在提出这个计划时，还指出要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注：M.C.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自扣械风潮发生后，鲍罗廷、谭平山“每日均在省署密议”应对办法（注：《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日。），反对商人商团的工农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械案甫发，广州工人代表会即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将商械拨归办理工团军和农团军，大力扶助农工运动，坚决镇压广东商团。稍后广东农民协会也发表宣言，倡议实行工农“大联合”，镇压“反革命党之叛乱”。8月24日，为反对商人罢市，以工人为主体的两万余广州市民举行盛大集会（注：参看敖光旭博士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第145-149页。）。而商人则以扣械案正是莫斯科“赤化”广东的关键步骤，生死存亡之际惟有“起而自卫”。“报载共产党徒，以商人若有枪自卫，则共产主义，无由实行，故力争此械拨归工团农团之信服共产党者，以为赤卫军之用。由此可知军械一案，非政府与商人之争，实乃客军与人民之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注：国魂：《政府压迫商团感言》，《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16日。）“在商人以为商团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实行共产，于是群起以为商团之助”（注：孚木：《广州商人应有之觉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0日。）。
    从一开始，扣械案由商人与政府的“争端”上升为阶级大搏斗之趋势似乎已无法改变。据鲍罗廷的助手瞿秋白透露，全省第一次大罢市实现之后，“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实际上就是中共，“极端主张严厉对付”，“先行挑战”。他们计划策动政府以军官学校2000学员、拥有3000枪支的广州市郊农团军、农民协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等首先动作，“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平民--工人与农民”。为“趁早挑战”，有关人员先在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都愿意拼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殴杀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人”。（注：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周报》第85期。）《广东扣械潮》也记载说：在自称“农工俱乐部”的游行队伍中，“徒手者多，持枪械者也有之”，而且“沿街秽骂，种种污辱，令人以万不能堪”，“闻此等人，均雇募而来，每名工银二角，预备数日，始能集合成队”。由于驻防滇军以武力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商团团部，冲突终未发生。（注：《第一次大罢市实现》，《广东扣械潮》第1卷，第33-34页。）
    当然，鲍罗廷“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及其“故意扩大事态”（注：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799页。）的企图，遭到许多国民党要人不同程度的抵制。吴铁城回忆说，鲍曾借口对付商团拟将香山“武装民众”八九千人集中广州，为其坚拒，“鲍在广州阴图赤化中国，攫取国民党的地位，这一阴险的用心，我们早已觑破了的”。（注：《吴铁城回忆录》，转引自周康燮《一九二四年广州商团事件》（资料集）（香港：崇文书店，1974年）第83页。）胡汉民也认为，“这事并非全无办法，这种商团，当然应该解散，但不是鲍罗廷的那样办法”（注：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799页。）。胡并向孙中山抱怨：“鲍罗廷教共产党乱发传单，一定要引得广州市民都怕起来，教广州的市面通通陷入恐怖之中。鲍罗廷是存心只管破坏国民党的事。”（注：吴相湘：《孙逸仙传》（下），第1725页。）孙也曾侧面提醒鲍罗廷：“如果将争端激化成危机，一些迄今是朋友的那部分人将转而反对我们。”（注：《致鲍罗廷函》，1924年10月12日，赵朴初编《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实施激进的土地变革亦即在农村引入阶级斗争，被认为是国民党手中“最有力最重要的”引发中国革命风暴的“法宝”。加拉罕意识到，颁布激进的土地法令必将“导致内战”，这“在一定意义上将是广东省内的一场革命”，它“将不仅波及广东的相临省份，而且会扩展到印度支那”，“还会波及英国领地”。（注：《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318、315页。）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及“X同志”等人就中国农民问题举行谈话。苏联顾问强烈要求立即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孙以为良非其时。廖也支持孙的看法，并说明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将导致政府的垮台（注：《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就中国农民问题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23-424页。）。商团事件期间，维经斯基指出：“土地改革将吸引中国南方几百万农民参加解放运动，不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注：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2页。）尽管事件期间土地革命未及开展，但数月之内广东农会会员即剧增至18万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土地革命既被作为解救广州的“法宝”，也被当做撬动未来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