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资产阶级”
    莫斯科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旨在巩固广州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注：Maurice William,Sun Yet-sen Versus Communism，转引自《外国学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论文目录索引及摘要》第166页。），推动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并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远东引发世界革命新风暴，从而在帝国主义大战中为苏俄与英、美、日在中国的角逐获取有利态势，及早将十月革命模式移植于中国。此外，如此规模盛大的运动也是当时激进思潮鼓荡的产物，不断积聚于莫斯科上空的革命激情，在中国找到了它的泄洪口。
    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一直是共产国际内部最具争议的问题。莫斯科在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一切阶级的政党”上长期存在分歧，因而在共产国际接受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之后，经常面临“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与资产阶级反戈相向的问题”（注：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50.），而作为联合对象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随时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乃至“死敌”。随着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衰退，“共产国际只好推出世界革命持续发展阶段正在到来的说法”（注：《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45页。）。1923年上半年，“一种相当坚定的反对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的倾向”一度在共产国际“占了上风”。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拉狄克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秘密决议，竟把孙中山、国民党与中国军阀相提并论（注：《丛书》第1卷，第174页。）。直到1924年，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主流倾向仍然坚持“痛施挞伐”（注：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102.）。随着列宁的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权力斗争，激进口号更成了打击政敌的经常性手段。
    共产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间）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出现明显“左倾”，在大会拟好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因没有提出“粉碎”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竟被斯大林作为废品（注：参见《丛书》第1卷第543页。）。7月7日，共产国际在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人民书中认为“对资本进行报复的决定性时刻临近了”，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招展的共产国际旗帜下，准备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堡垒发动总攻击，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注：《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人民》，1924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6页。）。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接着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已进入新的高潮，其“内幕”已经变更，而“这次变更的特点”就是“工人群众的行动不仅只取保守形式，并应取得从前已失地位的进攻”（注：罗若夫斯基：《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工人》1924年第11期。）。俄报“多谓努力五年之后，共产主义现渐告捷于远东。不久中国四万万人民将因国际共产党而与苏维埃政府联合，共立于红旗之下。步中国之后者将为印度，继印度而起者将为世界革命……在此欧洲政局不宁之际，乃中国革命成熟之时期”（注：《俄报论中国革命》（伦敦电），《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24日。）。
    1924年下半年，共产国际的讲坛不断重复加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调。在此前后，按照斯大林一系列讲话的“新精神”，统一战线的路线改变了：只强调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资产阶级实际上被一脚抛开。还在1923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文件都承认，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然而不久斯大林却声称：“应该集中打击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把它作为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条件”（注：参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19、511页。）。鲍罗廷也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注：《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丛书》第1卷，第600页。）。商团事件期间，维经斯基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夺取领导权，同时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注：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
    激进思潮直接影响了莫斯科和中共对商团事件及广东商人的基本态度。这种“左倾幼稚病”不但要求“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做出必要的牺牲”（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93页。），还急于对资产阶级实行你死我活的“专政”。他们或认为广东商人“不惟不是革命分子，并且还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不应希望买办阶级来革命，我们要极力宣传反对它”（注：述之：《广东商团事变之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上所与之教训》，《向导周报》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或以为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官僚一样，“都是革命的对头”（注：《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1924年10月10日，工农旬刊社编印《双十特刊》（1924年12月21日）。）。基于这种分析，中共强调：“劳资两阶级是处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并无妥协调和之可言。不是资本家将工人压迫下去，就是工人将资本家打倒，除了阶级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注：得龙：《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与所得的教训》，《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因此，他们号召无产阶级与广东商人“决一死战”，主张没收商团军械以武装工农群众（注：《广州政府的责任》，《政治生活》1924年8月24日。），宣称“商团军械事件爆发，这正是工人阶级取得武装，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抗争，与买办阶级战斗的惟一机会”（注：士炎：《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
    其实，商团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专横和捐税苛重，莫斯科、中共及有关方面当时对此均有相当清楚的体认。商团事件后，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对镇压商团的动机做了详尽陈述。其中提到：“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指罢市），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鲍接着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帮助商人反对这些恶棍，从而在商人那里为自己打下基础，与商人一起同军阀和卖国政府作斗争，并把孙吸引到商人方面来？……但是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注：本段及下段引文，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02、103页。）
    显然，联合商人以对付军阀恶棍的意见被否决，最终还是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理念起了决定作用。防止作为“剥削阶级”的广东商人或“反动的买办阶级”得势，消除他们“夺权的任何可能性”，并切断广州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任何纽带，无疑是鲍罗廷决定镇压商人的基本动机。“商人运动虽然主要针对军阀，针对人人憎恨的军阀，但我们还是觉得它比这些军阀有害得多”，“如若政权落入商人手里，这就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简单地说“政权落入商人手里”就等于“把政权交给了香港”即帝国主义，显然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