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还是镇压“反革命”？
    “武力解决”商人罢市不仅受到英国海军的武力恫吓，也遭到广州政府内部除蒋介石和廖仲恺外的绝大多数军政要人的抵制。同时由于商团事件的复杂性质以及广州“不生不死”之局面，使孙中山举棋不定，在整个事件期间他一直摇摆于武力镇压与发还商械之间。8月29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在孙的默许下，与商团达成还械“六条件”，此后第一次全省大罢市随即消歇。孙在决定抛开广州这个是非之地而督师北伐的同时，对广州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被中共称为“右派”或“中派”的胡汉民、李福林、李郎如等人实际上接管了广州的权力。9月10日孙郑重发布《告广东人民书》，毅然实行“改玄更张”，坦率承认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对官商“隔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告广东人民书》，1924年9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36页。）。此外孙还决定与东江“议和”，拟将广东交给陈炯明以换取其对北伐的支持（注：参见敖光旭《论孙中山在1924下半年的是是非非》，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上述决策当即遭到中共的反对。蔡和森认为孙上了右派的“鬼当”，北伐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逃跑投降政策（注：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周报》第83期（1924年9月17日）。）。彭述之则认为，国民党因此“完全暴露了它原来的面目--传统的军事行动政策，它不啻把改组后的一切宣言、党纲与政纲的原则全部束之高阁”，“倒转去比前还更坏”。（注：述之：《江浙战争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4期（1924年9月24日）。）邓中夏强调孙的正确决策应是在广东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决一死战”，并指责谭平山率领刚刚组建的工团军、农团军随军北伐“更是错上加错”和“荒谬”。（注：中夏：《工农军与北伐》，《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
    尽管共产国际各方在引发中国革命风暴及镇压“反革命叛乱”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但其内部尤其是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具体决策上却出现重大分歧。鲍罗廷起初主张立即镇压商团并“反对进行北伐来援助张作霖和卢永祥”，但在为孙中山等“中派”拒绝之后，他不仅转而与孙“妥协”，还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所有重大决策，这自然也引起陈独秀等人的反感。中共中央专门就此做出决议说，正是鲍与孙的“妥协”，导致了广州政府没有立即镇压商团及采取激烈的反英行动，而“特别大的错误”则是实行北伐并为孙制定了军事计划，这一切又使广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丛书》第1卷，第534页。）。10月10日陈独秀致函共产国际远东部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为此，他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对鲍“提出警告”。（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丛书》第1卷，第539页。）总体而言，中共中央认为鲍的错误不仅在于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更主要的是坚持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注：转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与此相适应，商团事件期间及其前后，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一种强烈反对继续使国共两党“捆在一起”的倾向，这也与鲍“逼着”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一起“工作”发生严重抵触。（注：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8页。）
    陈独秀等人虽然历数了鲍的种种“过失”，但鲍与加拉罕力促孙陈议和一事中共显然并不知情。7月12日，加在给鲍的密函中提到：“我很高兴，在您的调解下他们同意与陈炯明讲和。如果您有他们的很明确的协议，那就一天也不要耽误，而要立即着手做这件事。”（注：《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丛书》第1卷，第504页。）此后，孙陈和谈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孙中山宣布“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以广东还之于广东人民”，本身就是孙陈和谈的重要前提条件。
    鲍罗廷在后来的秘密报告中对决定北伐的动机有所说明。他首先提到：“我们在广东所处的环境很恶劣，这种环境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经受不住，忍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离开那里。”另一方面，北伐决不能停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抽象斗争上”，而是与“借鉴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密不可分。必须联系沿途农民，改变土地关系，“不改变土地关系，我们就一事无成”。总之，就像在欧洲“制造社会革命”一样，北伐也有这样做的“某些前提”。（注：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3页。）尽管对鲍来说北伐似乎有些唐突，但它显然与莫斯科“制造社会革命”的运动遥为呼应，也与莫斯科由华南而华中、再到华北推进革命的构想有关联。这大抵就是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维经斯基与“右派”鲍罗廷，在北伐问题上意见渐趋一致的原因。前者为北伐进行辩护说：“孙中山之所以可能卷入这场斗争，是因为直系直接威胁着他”，孙“出于战略的考虑联合一些军阀去反对另一些军阀”，“与军阀的相互争斗根本不同”。（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50-51页。）因此，他主张中共应积极配合广州政府北伐。维经斯基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中共中央与鲍之间“找不到原则性分歧”，过去的矛盾许多都属“误解”，“主要是鲍罗廷同志没有实际可能同您们保持接触”。（注：《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丛书》第1卷，第578页。）
    至于鲍“妥协”的根本原因则是镇压商团的时机远未成熟，而促使孙彻底抛弃“犹疑妥协，居间取巧”（注：和森：《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的骑墙态度则是其关键所在。在莫斯科看来，商团事件不单是孙与广东商人之间的区域性冲突，也是世界范围两大敌对阵营的生死较量：一方为共产国际、苏俄、以中共为中坚的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阶级；另一方是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港英政府、国民党“右派”和商人资产阶级。由于“孙中山及其亲密的信徒不太了解民族运动基础所发生的分化的过程”（注：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1页。），莫斯科当然深表失望。尽管在8月30日国民党中执委第二次全会上，孙中山因英国炮艇政策的刺激“‘突然’向左转”，并抑制了“右派”在“党内共产派问题”上对中共发起的攻势（诚如维经斯基所料，右派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不堪一击”，会上“右派和中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不早于1924年8月30日，《丛书》第1卷，第520页。），而且三天之后鲍罗廷还促使孙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写进了北伐宣言，但这毕竟只是有了“左转”的迹象。要使孙及国民党根本“左转”还需做大量的工作，并随机应变、寻求突破口。维经斯基特别指出，依靠工农群众同“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将是解救广州政府的惟一出路（注：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