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无论是对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还是中国国民革命及社会变迁，无论是对苏俄之“进入中国革命的主流”还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转变”，商团事件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
    从后来的结果看，虽然莫斯科力图将商团事件作为引发远东和世界革命风暴的契机，显然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然而它却成功地促使“全世界注视华南事态的发展”；事件进一步促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半殖民地中国的确“酝酿着大的爆发”。莫斯科及其在中国的使者介入商团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事件为鲍罗廷成为“南中国的无冕之王”（注：Van Vleck,Bruce Gibson,Mikhall Borodin:Soviet Adviser to Sun Yet-sen,p.1.）提供了决定性的机遇，“远东路线”也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它才真正具有“全球政治中新的一页”的意味，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巨大后果”。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介入也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真切地看到了同盟军的强大声势，这对刺激国内的反帝情绪，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直接影响。莫斯科、中共及鲍罗廷等人的努力不仅使孙中山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页。），而且遏制了“弹劾共产党案”中的倒共浪潮。尽管“楔子战术”并未达到铲除国民党右派的目的，但孙中山的“左转”以及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左派势力的崛起，显然加剧了国民党的分裂。同时也毋庸讳言，孙中山在商团事件中虽有“左转”迹象，然而无论如何，他不大可能改变自己的“主义”而成为苏式道路的追随者。鲍罗廷认为，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不过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注：《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1页。）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及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国“引入”了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它预示着中国国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终结及“阶级革命”的开端。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反革命商团”，标志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加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这也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注：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1925年3月23日，《丛书》第2卷，第720-721页。）陈独秀也发表文章说：“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附识：本文的写作得到林家有、李玉贞、曾业英、张亦工、桑兵、梁尚贤、谢维诸先生及匿名审稿人的帮助或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