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意大利移民同样遭受种族歧视，甚至惨遭杀害。在1874年西宾夕法尼亚阿姆斯壮煤矿中的意大利工人被杀；1891年意大利人在西弗吉尼亚和新奥尔良，1895年在南克罗拉多遭私刑。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对入境移民进行文化测验。当这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民潮流的时候，国会又在1921年、1924年通过了法律，对移民实行配额，限制移民。结果，这些法律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移居美国。当时对意大利移民的配额是这样的：1929年建立的配额制度，即允许5802个意大利人进入美国，而英国移民的配额是65721人，德国移民配额25957人（这种歧视的配额制度直到1952年麦加伦·活尔特移民法案通过才有了一点改变）。[（29）]这种配额移民法没有限制移民的配偶和孩子，所以许多意大利男性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比较容易地移居美国。结果意大利人能够以每年三倍的配额比例来到美国。[（30）]然而，这种在美国的新生活没有使已来到美国的意大利农民实现其完全的梦想。
    通过对美国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相似性的考察，运用文化同化的原则或结构同化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概念：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都没有迅速或完全将他们自己同化到美国社会。
    二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特殊性
    在1865-1965年这一世纪中，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不仅有以上背景、散居、定居模式、职业分布、传统文化、乡土主义等共同特色，而且还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中的一半移民回到了意大利。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单身移民多于已婚移民。当丈夫在美国找到了职业之后，妻子和孩子随后到美国。
    虽然男性移民是意大利人的特色，但在19世纪美国移民群体中没有任何大的种族群体性比例失调的程度超过中国移民。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3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晚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9∶1。[（32）]到1960年，这种性比例仍不协调，即女性人数为100654，男性人数为135430。[（33）]许多移民是被迫离开他们中国妻子的年轻人。因此，到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和村庄有着一种亲密的纽带关系。[（34）]
    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几乎都住在“唐人街”内，不像意大利移民的居住区，唐人街的人口几乎差不多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比较，“小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集中程度较低。[（35）]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法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同一居民区。
    家族和家庭生活在意大利移民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36）]扩大了的家庭纽带，不仅帮助新来者找住房和职业，而且也帮助意大利的其他家庭成员参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因此，意大利人以家庭为中心甚于以社区为中心。包工头制度是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具有一些语言、法律、警察知识，与商人和房东有联系。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这些包工头虽然是诚实的，但是寄生的。[（37）]包工头制度是早期移民阶段的一个特色。1900年以后，这种包工头制度不再可靠，因此大大消失。[（38）]
    与意大利相比，中国移民建立了另外一种组织，以满足他们在新世界的需要。六合公司（会馆）是最重要的和有名的。建立这些社区组织是为了满足中国移民的一切需要，增进他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绝对地以中国种族为基础，结果中国人自己剥削自己，让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组织没有为集团发展带来预期的社会变化。他们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以改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
    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比中国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早。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比意大利移民的乡土主义浓厚；美国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是在本世纪20年代，而乡土主义在中国移民中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还很重要，甚至于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由于当老移民不愿放弃乡土主义，新移民又为唐人街带来了较多的家庭名称和地区来源。
    关于职业，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鲜明的不同的经历。早在1890年代，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在各种熟练和非熟练职业中找到了工作，例如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开始融合到美国劳动力的主流中去。自我雇佣的工人在数量上虽然不可忽视，但只构成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到1930年代，这种融合几乎完成了。但是，从189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中国移民从事像洗衣、开餐馆这种服务性的职业，这种自我雇佣的人数相当之多。[（39）]职业的不同反映出：经济生活融入整个美国中的意大利人，已经发展成一种直接的与美国社会相联系的关系，而中国移民由于其经济生活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因而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政治是两个移民集团之间的不同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他们在1880年代来到美国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对美国政治都表示不感兴趣。但是在二三十年之后，意大利人开始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到1930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总地说来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积极。到1930年后期，在少数几个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有意大利人出任市长。在许多小城市，特别是在新泽西，意大利人当选为市长。[（40）]约翰O·帕斯托（John O.Pastore）是一个意大利裁缝的儿子，他于1946年当选为罗得岛的州长，然后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帕斯托的当选标志美国意大利人政治新时代的开始。1950年代后期，在城市政府中美国意大利人占有一席之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二十年以后，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美国意大利人在许多北部城市担任市长或市议会成员。[（41）]安东尼·塞利布雷齐（Anthony Celebrezze）成为第一个在总统内阁任职的美国意大利人。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移民美国委员会的130个分会是改变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法的有效力量。这些美国意大利人的组织进行鼓动、游说，成功地使1965年移民法通过。[（42）]
    相反，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发生兴趣经历了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世纪，唐人街是一个封闭、自我管理的社区。中国移民的后裔没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对任何政治候选人构成一种威胁，华人政治在美国这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他们对形成美国政策没有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正逐渐上升；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是忠诚的。在1960年代，美国华人开始参加美国人的选举过程和抗议政治。成立新组织，以担保政治的权利和资助政治候选人选，并为美国华人的利益进行游说。[（43）]
    根据结构同化理论，中国移民的同化进程比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进程缓慢，在职业和政治方面的事例可以得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维持的时间也比意大利移民长。中国移民的暂居心理状态比意大利移民持续的时间长，他们和故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比意大利人强烈。总地说来，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过程都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