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有一种为国家服役的制度。贵族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要根据其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贵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务。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阶级。为国家服役的人不论是贵族或平民、军人或市民都不过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个俄国人对沙皇不是献身就是献财。俄国政府经常垄断商业，从事银行和信贷活动。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许在工厂和商业中使用农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部门中90%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的农奴。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工商业者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照样受沙皇政府的统治和制约。一旦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沙皇会不顾一切地将他们逮捕、下狱，没收其财产。
    这种把全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变成奴役对象的国家农奴制度，是近代国家中最落后的形态之一，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农民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剥削，是历次革命的主力。随着近代工业而出现的工业劳动大军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沙皇专制制度隶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动员和组织的革命中坚。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同沙皇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沙皇专制制度则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纲领。即使贵族也对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满。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贵族青年发难的，而这次革命实际上便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不论是民粹派的革命运动，还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说，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对沙皇政权、争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第二，军事强国主义。历代沙皇几乎都是穷兵黩武，贪得无厌，不断向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列宁称沙皇俄国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十分确切的。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常常力不从心，而且要同其它先进或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交往和发生冲突。落后经常使它失败或达不到目的。沙皇政府就扮演了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倡导者的角色。它的目的就是尽力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因此，它总是以战争为动力，用政府的强制手段征集全国的资财，因而就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军队耗费着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和资源。从1860年到1913年，俄国的军事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48%。这种军事强国主义和不断地侵略扩张，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随着对周边国家领土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就使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沙皇俄国的另一致命的赘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顾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依然热衷于争夺新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结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使沙皇政权垮台，而且也使临时政府失败。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二、改革的障碍与改革所造成的条件
    不错，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不断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确实使俄国在国家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审判制度和义务兵役等四项重大改革，曾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使俄国在19世纪的后40年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期。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连极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发表了设立国家杜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进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为什么没能拯救这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这是因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历届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改革和革命所经历的途径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则应是一样的。改革同样要排除妨碍社会前进的阻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基本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有序的集权制度，并没有触动俄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触及俄国的社会问题，要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改革审判制度等办法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加强君主独裁和他的精神权威。一旦碰上波兰起义和刺杀皇帝这两件对沙皇及其权威具有威胁的事件，改革便急剧放慢甚或半途而废。
    其次，俄国的改革受沙皇个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恶的绝大影响。遇上一个有眼光、有才略并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实施，而遇上一个守旧、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从已有的基础上后退。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后，暴戾凶残、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就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晚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庸碌、狭隘、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和性格软弱、头脑迟钝、顽固的尼古拉二世所进行的“反改革”，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第三，在俄国的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虽然有2000多万农奴从私人地主手中获得解放，分到一小块土地（平均不到3俄亩）， 沙皇在这次改革中极力维护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仅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部分土地割给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而且农民还要为自己的小块地付出很高的赎金。这次改革仅仅是为国家着想，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关怀。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中。政府授权村社维持治安，征收税款和赎金。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许农民离开。村社实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轮作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由于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给农户的地块越来越小。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改善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土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891～1892年的大饥荒引起了新的农业危机。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许农民退出村社，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并尽量把皇室和国家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农户分得了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截止1915年，从村社中独立出来的农户共约250万户，共有1690万俄亩土地变为农民私产。 斯托雷平是要支持农村中的富裕户建立独立田庄，以便在农村中培植一个支持沙皇政权的中产阶层。结果分给农民土地的一半，通过各种途径落入富农手中。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贫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