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俄国的改革中也没有得到解决。亚历山大二世只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和州设立了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对中央的政权机构并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机关后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日俄战争以后，国内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1905年10月，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的杜马。但当政府取得了镇压革命的成效以后，尼古拉二世反悔了，发布敕令规定：杜马提出的建议，必须经国务会议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杜马对国家预算的监督权和立法动议权也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杜马召开的前几天，颁布了新的“根本法”，违反“十月诏书”的精神，规定沙皇仍然行使专制君主的至高权力。随后产生的几届杜马实际上成为沙皇手中的玩物。第一届杜马中，将近一半代表是农民。政府之所以给农民较多的名额是想让他们起一种缓冲作用。但农民代表在杜马会上强烈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加之一些杜马成员要求建立责任内阁，由于沙皇丝毫不肯让出他的专制权力，杜马被解散。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强。斯托雷平诬指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又解散了这届杜马。第三届杜马选举时，沙皇政府让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多数，实际上使这届杜马成为御用工具。最后一届杜马连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反对战争也被沙皇投入监狱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国家杜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事实证明，改革主持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障碍。只要沙皇专制政权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从沙皇改革的现实自然会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沙皇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实行地方自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的立宪政体。事实上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大部分就是从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民主党早在1905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制订了一项比较激进的纲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时还要求实行以有限赔偿没收私人庄园在内的社会改革。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揭露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建立进步联盟的主张，不能说对二月革命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国家杜马虽然是沙皇的装饰品，但杜马的建立以及它与沙皇之间的斗争就证明沙皇专制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马成员策划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导致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成长。知识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和革命的具体策划者。同时，沙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进入了军队，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穿着军装的农民就成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三、从二月到十月的转变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么，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权，转向十月的原因在哪里？还能不能说沙皇专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来临的。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线大本营。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势，革命迅猛发展。国家杜马委员会乘机对他施加压力，并派代表规劝其退位。革命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响仍然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注：这句话引自列宁：《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其实列宁在许多地方都说过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几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连临时政府的总理及主要部长的人选也由杜马代表报他钦定。而且作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仍然原封未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还任命了接替他的总司令。其他如总参谋长、各战区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将领各任其职。正是由于有这支军队存在，临时政府才得以坚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只要沙皇军队还存在，就时刻存在着革命失败和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就在1917年的8 月下旬便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以军事力量恢复专制的事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前线进攻的失败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造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首都卫戍部队和部分前线的士兵，为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还和沙皇的将领所领导的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应该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告完成。
    广大俄国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打倒专制沙皇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便人民有面包吃。但是，这些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决。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捡了一个政权。它没有实力，因为一些成员同沙皇政权之间有着各种关系，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靠哗众取宠成为不着实际的社会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权应有的果敢与魄力。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期望于革命的东西都未得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抓住了形势的这一特点，继续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十月武装起义一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先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实际上仍是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残暴的沙皇恶贯满盈，犹如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下面是满腔怒火的俄国人民，一旦火山爆发，旧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毁净尽。严格说来，二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立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自由与权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与纪律的正确观念，也没有民主的素养和习惯。所以，当时自由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律和规则，完全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光政府就有三个，除了通常说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面已提到的军队司令部也是一个权力中心。随着沙皇的被打倒，俄国大地上一下子党派林立，各类组织不计其数。革命前就存在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民自由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人数较少的劳动团都成为政治上最活跃的政党，而且这些党派又都分裂出各种派别。孟什维克就有占主流的中派集团、左派国际主义者、统一派等，还有近于孟什维克国际派的“新生活派”。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纲领派。在立宪民主党中，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也分裂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还有一个后来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群众性的组织和机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前线的军队委员会、舰队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商业工会。还有全俄合作总社、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以及临时政府根据普选制选出的市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还在活动。还有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贵族、地主的组织，还有教授、新闻记者的组织，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队委员会，圣乔治武士团等等。
    众多的党派和组织代表了众多的政见和主张。正像我们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看到的，俄国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机构，到处在开会，到处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种传单和宣传物。（注：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是读者熟悉的一部记实性著作。书中的前两章是作为十月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的，提供了不少生动的场面。）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过多的政党和组织，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就变成为无序的民主、极端的民主，变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集中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实际力量也没有任何权威，在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反对声中，多次发生危机，不断改组。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摇摆不定，无所作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政党大都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利用了当时的民主条件和无政府状态，发挥了自己队伍的长处，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得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