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改善教科书与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的成功经验，是民间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朝野双方发挥了不同作用。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高度中央集权的反省，实施地方分权制度，各州教育制度独立。因此，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三个角度考察德国改善教科书的活动。
    德国联邦政府的努力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德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首先，德法交流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围绕德国统一展开较量，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主张，“柏林危机”是造成中欧局势紧张的原因，应该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赫鲁晓夫一面向法国表示，德国迟早会构成威胁，因此不能让德国重新统一并强大起来；一面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法国总统戴高乐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为实现欧洲“均势”与美国保持距离，避免苏联削弱德国或加强苏德合作，采取加强法德关系的外交政策⑥。德国则决定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⑦，迅速向法国靠拢，将两国间的历史和解提上日程。1954年 10月23日，德法缔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协定》，决定改善两国教科书：“在国内法律的范围内，协定缔结国可能利用的方法，所有教育机构关于对方国家的问题进行更客观的描述，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排除依据感情性质的、可能有害于两国国民之间良好关系的评价（第13条）”⑧，表达了双方通过改善历史教科书加强睦邻合作关系的希望和决心。德国为了对抗“进逼到西欧、尤其是德国的面前”的“苏俄共产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选择了与法国共命运的外交战略。法德两国的历史和解，促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⑨。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不仅贯穿于法德和解的全过程，至今仍发挥着促进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作用。
    其次，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与东欧各国和解的“新东方政策”，是推动德波建立教科书交流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与德法之间紧密的政治合作相比，德波之间不仅存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国民众间的感情还因国界问题而严重恶化。1972年德波两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完全不同、军事上相互对峙的状态下，正式启动国际教科书交流，其成果虽然不能与德法交流相比，但却具有消除和缓解两国间历史与现实双重矛盾的重要作用。
    197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后，勃兰特出任总理，与苏联、波兰等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同年12月德波缔结华沙条约，西德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奥得·尼斯边境线为波兰的西部国界，解决了因领土问题导致两国长期对峙的外交难题。1972年，德波正式启动两国改善教科书的双边交流，至1976年“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提出改善教科书建议，德国政府不但积极支持，而且还在同年6月与波兰缔结政府间文化协定，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承诺落实建议，在历史教育及教科书中体现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成果：“考虑到学校特别是学校教科书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缔约国为获得关于对方国家的更广泛的知识和促进更好的相互理解，继续努力在教科书中表述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及文化。两国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第四条）。”⑩
    上述情况表明，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上世纪50年代是建立德法政治合作关系，促进欧洲政治军事独立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70年代则是德国与东欧国家谋求和解的新东方外交的体现。联邦政府以此向东西方展示其正视历史错误、积极消除历史积怨的和解姿态，提高了国际地位，改善了国际形象。
    （二）改善教科书与战后赔偿措施并举。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与其对纳粹犯罪受害者的个人赔偿措施配套实施。1954年10月，德国在签订改善教科书的德法文化协定后，1956年颁布了《联邦赔偿法》，开始对纳粹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及遗属进行赔偿，至1964年，德国与第12个国家签订赔偿协定，对西方国家的赔偿告一段落。70年代初，与德波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并行，勃兰特政府赔偿纳粹人体实验的波兰受害者，向东欧四国支付1亿多马克。德国统一后，1991年德波两国政府成立“和解财团”，德国政府为此支付5亿马克，至1997年约52万纳粹受害幸存者先后得到两次补偿。1998年秋，施罗德领导的左派联合政府取代戈尔的保守中立联合政府以后，对德国军需企业战时强制劳工幸存者的补偿提上日程。2000年7月，建立总额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未来”财团，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前苏联、东欧以及居住在美国的100万名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的强制劳工幸存者进行了经济补偿。德国政府及民间的赔偿及补偿措施，与改善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并举，成为德国战后和平和解外交中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分。
    （三）德国政府首脑不断深化历史认识，向受害国真诚道歉。1970年12月6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11）前下跪的照片传遍全球，德国悔过纳粹罪行的真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此后，德国首脑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断深化：继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所有德国人“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的讲话之后（12），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13）前发表讲话说：“今天，我在华沙起义的斗士和所有的战争牺牲者的面前低下头。对德国人向他们所做的一切请求宽恕。”（14）这是德国政府最全面、深刻、诚恳地请求受害者宽恕的正式道歉，表达了四层含义：第一，德国政府明确承认加害者为“德国人”，即德国全体国民都要承担战争责任，没有将罪责推给“纳粹”或“国防军”，也没有区分军队有罪、平民无责；第二，德国政府承认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直至战败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责任；第三，德国明确表示战争给波兰全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最多的牺牲者。第四，表明德国今后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决心，不忘历史教训，警惕纳粹死灰复燃。德国政府首脑以坦诚、谦虚、真挚的态度改善德波关系，为两国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与战争受害国主动和解的外交政策，实施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经济赔偿及补偿，政府首脑不断深化、持续进行的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德国联邦政府的这三大外交举措，直接推动了国内各州政府与民间人士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各州政府支持民间开展双边及多边教科书交流活动，作为联邦政府外交的组成部分和“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和首脑外交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