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民间人士始终是倡导、实施这一活动的主体。无论德法还是德波间的交流都有赖于德国教师的长期努力。换言之，与民间发挥的主体作用相比，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各种举措，都存在间接发挥作用的局限性。
    改善教科书的民间群体包括历史学者、教师及其团体，也有宗教组织。早在战后初期，大多数德国教师就支持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据艾卡特1950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67%的教员表示赞成，反对者为29%，未表态者仅占4%。尽管北部地区的赞成者多于南部地区，赞成的理由各异，但2／3的教师赞同开展德法教科书交流。
    德国与政治外交取向截然不同的波兰改善教科书遇到巨大障碍。德波交流活动最初是由一名德国历史教师发起的--1954年麦耶尔得到德国和波兰历史学者的帮助，在分析研究德波两国教科书的基础上写成47条建议改善教科书的提纲，刊登在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刊物《国际历史教育年报》上。经过艾卡特所长的事先工作，1955年“故乡被驱逐者同盟”、东方研究所等对波强硬派召开会议，对该提纲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要求，最后获得一致通过，会议还希望将该提纲作为德波历史课的基础资料。艾卡特的协调工作使这些团体具体了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性质与意义，大大减少了国内阻力。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也对麦耶尔和艾卡特邮寄的提纲做出善意反应（21）。此后，双方因铁幕隔离完全中断了交流。
    1965年统领德国新教教会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一份备忘录《德国国民与难民的地位及对东方各国的关系》。备忘录指出，战败之际，大量德国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但是，仅从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感情出发，不能构筑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国民间的和解，认识德国人对波兰的重大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波兰公民拥有充分的空间，有必要承认现在的国境线。此外，柏林新教教会也于1968、1969年两次召开讨论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会议，邀请麦耶尔以及对47条提纲做出善意反应的波兰学者与会，实现面对面的交流（22）。1969年，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大量散发麦耶尔刊登在《议会》报上呼吁德波两国和解的论文《波兰历史教科书中的德国与德国人》引起很大反响。在德波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两国之间的教科书交流终于提上日程。197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十六届大会，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艾卡特，与波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克拉苏非斯卡决定创立“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1972年改善教科书的活动正式开始，以艾卡特为团长的德国教师代表团一行11人前往华沙，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此后，几乎每年在华沙和不伦瑞克举行两次会议，许多著名学者与会讨论，1976年共同委员会提出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达成历史性和解的智慧。
    最后，简要概括德法、德波改善教科书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德法交流为遏制德国新纳粹的活动改善了社会环境，对促使德国反省纳粹罪行，在青少年中培养正视历史、爱好和平、民族平等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活动，德法双方完全走出了国民感情对立的阴影，取得世界瞩目的政治成果--两国国民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理解和学习对方，成为主导欧洲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德波交流中，波方对德国扭曲的历史认识--将近代德国的侵略行为正当化--展开批判，德方学者也努力修正历史教科书内歪曲史实的表述（23），为化解历史积怨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6年德波建议发表后，德国历史教科书得到进一步改善。德国教科书不仅表述纳粹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残酷统治，而且还用一定篇幅写入波兰人民的抵抗运动，加深了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双方至今仍在通过教科书交流增加对两国关系史的共识。
    综上所述，德法、德波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以下经验：
    （1）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是参加国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为消除历史积怨，寻求共同利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采取的外交举措。双方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参加国能否担负起组织、支援、落实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2）改善历史教科书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工程，官民结合影响深入。政府的组织与支援工作，赋予民间参与者代表性；政府的落实工作则是交流成果能否普及的保障。研究教科书的主体，非民间学者与教师莫属，这在历史积怨较深的民族之间能够发挥辐射面广的“民间外交”作用。教科书交流活动的组织形态，在参加国内部、参加国之间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互动促进关系，以民促官、官民连动、两国朝野互相影响，与单纯的官方或民间的交流形式相比，具有阻力小、收效大的综合优势。
    （3）受害国一方收效显著：第一，不仅给予加害国发言权，受害国内部也能够统一历史认识，有利于消除历史隔阂。第二，受害国作为历史上正义的一方（如法国），主动积极地与加害国德国开展教科书交流活动，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声誉，塑造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
    （4）按照国际惯例，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建议在参加国内部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在所难免，经过争论达到理解并接受建议的过程，正是争取国内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的必需阶段，也是改善两国国民的历史认识的必经之路。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由批判教科书问题而引发外交争端。
    （5）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对于参加国拓宽教育视野不无裨益。参加国的历史认识及教科书都是交流改善的对象，并非单方面针对历史上“作恶”的国家。这对于正确引导各国动辄干扰外交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建设和平与和谐的世界，不失为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光明前途的远大目标。
    （6）德国改善历史教科书的经验证明，这一活动既是全面缓和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突破口，也是持续缓解相互猜疑与敌对情绪的沟通渠道，形成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德法、德波间的对话机制运作至今，教科书交流已经发展到更高层次上。
    收稿日期：2006-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