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建议被张树声采纳，8月8日，他在致总署的函件中指出：“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遽能自定。如（其）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12） 第二天，张即与来津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13）
    时任直隶宣化府知府的薛福成，亦于8月12日致书张树声，主张速援朝鲜，先于日本处理一切，并就捕拿大院君一事提出四种预案：即若其“未敢显拒王师”，则召赴兵船问状，“不动声色暂予羁留，先以威远一船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若其“伏匿不出，亦不显然抗拒”，则遣人开导，“谕以出则贷其重戾，不出则罪及亲族，彼慑于兵威不敢不出，出则选精卒卫送兵船运赴中国”；若彼畏罪出奔，则可擒诛余党，“檄数昰应罪状，布告远近，俾所在郡县持之以献”，“亦许昰应束身归罪，待以不死”；若彼肆然罔忌，力与我抗，则严兵城外，“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之死，可也”。（14）
    同年8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即著该督（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15） 正式同意将大院君拘捕。
    清军诱捕大院君 8月17日，提督吴长庆率所部淮军六营自登州拔队， 丁汝昌随行，8月20日抵达朝鲜。因仁川港内时已停泊日本兵船七艘，驻扎陆军一营，故吴部改于距仁川七十里之南阳海口登陆。
    先是，丁汝昌回国请援之际，留在仁川的马建忠拟先诱捕大院君，以防局势恶化，于是他提出“藉调停日本之说”，（16） 请大院君“亲来浦口与花房计议”（17）。欲以此为由，诱骗大院君至仁川的中国军舰上，然后将其拘捕。然大院君疑心颇重，借口“汉城人心未定，弗克硅步离”，予以推辞。
    其后，马建忠仍与大院君保持书信往来。就在中国军队到达南阳的当天，已率兵进入朝鲜京城的花房义质，向朝方提出七款要求，并限三日答复。马建忠即赴王京进行排解。并告知大院君，此次其领兵前来，目的是“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18） 以打消大院君的疑虑。其后花房义质因要求不遂，离开朝鲜京城，示将决裂。8月23日，马建忠于赶赴仁川会晤日使之前，再晤大院君， “（李）昰应叠以荷囊折叠扇为赠”，并“以其乘舆来馆（马所居之处）备用”。（19） 至此， 马建忠已初步得到大院君的信任。
    8月25日，吴长庆率清军进至朝鲜王京城外驻扎， 丁汝昌则率水师百人进驻王京城内，马建忠因至仁川挽留日使花房，直到“晚七点钟，（方）驰回王京”。当晚，大院君听说马已返回汉城，“即来相访”，马建忠“因留之晚膳，笔谈十二纸而别。复偕禹廷（丁汝昌）出城谒莜帅（吴长庆），议机密，四鼓，归馆宿”。三人为拘捕大院君，详细策划，几乎一夜未眠。（20）
    8月26日，吴长庆等人拜访大院君，并约好其下午进行礼节性回访。 据马建忠记载，“是日微雨，时止四点钟，昰应率数十骑至。入帐，诱与笔谈，自申至酉，累纸二十四幅。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知已均为帐下所收，度其时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徙（徒）以於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昰应惧，四顾，吴丁二军门皆起出帐，余亦掖昰应出，令登舆；於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昰应以非己舆，不肯入，余纳而进之，健卒百人蜂拥而去，丁军门策马以从。”（21）
    翌日，朝鲜国王派左承使严世荣来见吴长庆，吴就拘捕大院君一事作出解释：“弟等奉命而来，一为贵国讨乱，非仅为和约已也。名不正，则祸靡有已；乱不讨，则日人藉复仇为要挟之计，呶呶不休；此弟等禀承于枢廷之大旨。方贵国乱作之始，朝廷未得其魁，又闻国太公为众心所附，皇帝欲进而问其事状，冀望特切，臣子之义，惟有奉行。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请国王万万放心。”（22） 8月29日，清军依朝鲜国王意，前往乱军集中处剿捕，共擒获百余人，处置十人，并发布告示，以安朝鲜民心。为防止大院君一派起事，马建忠等人又采取相似办法，囚禁握有兵权的大院君长子李载冕，（23） 流放或关押其党羽数人。与此同时，清方即着手调解日、韩矛盾，请朝王照会日使，愿修旧好。
    8月30日，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使花房义质订立朝日《济物浦条约》，朝鲜赔款、谢罪，日军可驻朝保卫使馆，大局稍安。
    大院君解至天津 1882年8月26日晚，清军捕到大院君后， 丁汝昌即率水师数十名押送大院君往南阳海口，上登瀛洲兵船，准备来华。“是夜阴雨泥滓，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约百七十里，于次午抵马山浦，将昰应送至登瀛洲兵舶安置。”（24） 时大院君“孑身就道”，直到第二天即27日才由“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幼子李载元“亦从往省视”。（25）
    押送大院君来华的路线为，自朝鲜南阳海口经烟台至天津，旋赴京师，后被软禁于保定府旧清河道署。登瀛洲船驶至烟台时，仅靠岸略加燃料、食物等，便急忙离港。据《申报》载，光绪八年七月“十八日（1882年8月31日）午后三点半钟，登瀛洲兵轮船自高丽驶回。闻守旧党之首大院君已为中国所获，亦乘该轮船由津赴京。吴小轩军门（吴长庆）派巡捕数名护送该轮船。仅泊烟港三十分时之久，即辗轮赴京矣”。（26） 其间，大院君既悲且恨，对清方颇有抵触，“在船颇切危惧， 食物概不入口”。（27） 9月2日船抵天津后，“直督张制军（张树声）欲见之，而大院君不肯出见”。（28） 这使得地方及随行官员深感不安，“当道亦闻其饮食不进，或有意外之虞，致失怀柔政体，即遣人慰劳”，“适有天津需次某员，往年曾到高丽国都，与大院君有握手之雅。迨兵船停泊口岸，即班荆话旧，款待殷拳”。得到安抚的大院君这才安定下来，“始饮食如恒”，（29） 但仍以身体不适为由，请缓入京，“鲰生年近七十，才经乱离，心神靡定，今已七八日并不安睡，又沮食多日，势将婴病也，收神调病乃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