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缓，清军即按原计划将大院君送往京师，中途接上谕，“著将李昰应暂行妥为安置，俟李鸿章到津后，会同张树声向李昰应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详细具奏，候旨遵行”。（31） 故9月5日至津的李鸿章又将李昰应追回，暂时安置天津，“饬属僚为之择馆，令备供张色色精详，不使有离乡去国之感”。据《申报》载：“闻大院君初上船时，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刻下，扈从诸官陆续赶到，衣冠杂物均已带来，故得运用不穷。一日，偕其卿二三人乘舆拜客，津人多有见之者。”（32） 尽管李鸿章对大院君安排得十分周到，但他对拘捕大院君来华，还是非常赞同的，认为此“办法深合机宜”。（33）
    囚禁大院君决定及看守章程 李鸿章等人通过对大院君的质询和多方查问，认为“李昰应积威震主，党羽繁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频天讨，宽典转不可屡邀。况兹贫弱小邦，变故亦岂堪再遇？是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34） 因此，“李昰应断无释回之理”。（35） 9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命将大院君李昰应“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36） 而对朝鲜国王：“所请将李昰应释回之处著毋庸议。仍准其岁时派员省问以慰该国王思慕之情。嗣后不得再行渎请。”（37）
    囚禁朝鲜大院君的上谕下发后，周馥、袁世凯、马建中等人拟议了《派员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内容如下：
    1、凡有李昰应与人信札往来，俱应露封，由看守委员查阅后始准送交。 其不露封与书朝鲜俗字者，由委员驳回，不准擅送。
    2、凡看守之人，俱宜分居在外不可与之亲密。在省及外来文武官员， 非奉宪谕，不准任其私自入见。
    3、李昰应每日需买食物，由委员派人代买，价值由彼自付； 或彼自派人出买，则由委员派妥实兵弁跟同上街。不准其托故私自送信，亦不准其私买违禁之物。
    4、李昰应倘欲自行赴市买物，只准随带奴子一二名。由委员先请宪示， 并须举行。但一月不得过一二次，不准出城，不得隔宿。
    5、李昰应随从人役，由委员查明给予腰牌。每月由练饷局查照人数， 酌送米煤外，另给送银五十两以为杂用。倘以后朝鲜国王再添派官役，按人只加送来煤，不另添银两。
    6、送银两米煤等物，俱由看守委员开单送人，取李昰应亲笔收条存查。
    7、看守之员请于在省司道大员中专派一人督察。再由司道会商， 拣派精细勤干之委员二人，由中军派武弁二人，常川住守。逾年准分次另换员弁兵接替，而惟不得同时全换。
    8、所有练饷局支发各款，随时报明，请准附案汇销。（38）
    大院君在华生活管窥 因朝鲜大院君是被清军秘密解往直隶保定看押，在禁期间，不能私与他人交接，信件、出入均被监视，故至今大院君在保定的起居资料问世极少。据目前所发现的史料分析，大院君及其眷属约在1882年10月上旬抵达保定清河道旧署，被囚居两月之后，已渐能适应。同年11月，清廷在复朝鲜国王的咨文中，曾略述其起居：“两月以来，据报，李昰应在彼起居顺适，供给无缺，虽年已六十有三，无甚疾病，尚属调护得宜，亦可稍慰贵国王之孝思。”（39） 同年12月19日，《申报》载文，“高丽大院君之眷属将前赴保定府，有高丽太监多名一同护送也”。（40） 可知，后来又有家眷与太监多名前往保定，照料大院君。
    朝鲜大院君在保定居住达三年之久，其间与清朝官员时相往来。因大院君善画兰花，故清朝士绅多往索之。时人张一麐因其父为直隶即用知县，“奉委监守朝鲜大院君差”，故得出入大院君拘禁之所，并曾向其“以扇乞画”，大院君题画后落款称“某某雅士”。据张一麐记录，清廷看守大院君颇为严密，“派文职两员、武职两员监守之，每半月文武各一员轮流交替，出入之（朝）鲜员必登于簿，入市则饬役随之，虑其通消息谋脱逃也”。“鲜语鉤輈不能辨，其文号称汉而大半俚野不可读，凡彼国信至，委员拆阅乃达，去信亦如之。”
    大院君所囚居之保定旧清河道署，“衙门自大堂内有厅堂五大间，文武两员各住两间，又进则五大间上房，右二间为大院君住室，左二间朝鲜文武随员居之”。“入其（大院君）室，所阅皆范文正、王阳明等集”。其随员“多使酒任气，委员时时裁抑，然以其琐尾流离不能峻也。其食时置肴于地，众蹲踞作环形饮啖，与岛人不甚殊”。
    大院君接见朝鲜国内所遣之探望使节时，礼仪威严。“一日，彼国王（朝鲜国王）遣使来聘”，张一麏“阅其名刺则新科状元南廷哲，刺长六寸，与华之翰林院庶吉士同。南为彼国壬午举人……入内堂，大院君高坐胡床，南北面跪奏，如臣工召见，礼隆重拟于上皇”。（41） 大院君囚居保定时的生活概况，由此略见一斑。
    清廷囚禁大院君原因及其国际反响 清廷囚禁大院君的原因，首先，是防范日本。在日本吞并琉球，于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朝控制之际，朝鲜“壬午兵变”的发生，无疑给日本造成了入侵朝鲜的借口。因此清廷此举，正如郭嵩焘所言：“以振厉中外人心，而求所以奠安朝鲜，镇服日本，所保全实大。”（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