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大院君所为，与清廷的朝鲜政策相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局面，清朝统治者采取“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内政外交方略；同时，鉴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深入，清廷亦实行“以夷制夷”的牵制之策，即劝朝鲜对外开关，通过允许列强通商以制日本。此名“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但兵变上台的大院君颇为守旧，一向以“卫正斥邪”为宗旨，拒绝对外交往，尤恨日人。这与清廷开放朝鲜、引列强共同保护，以维系晚清大局的思想相悖。另囿于大院君系朝鲜国王生父，地位特殊，“设竟按罪行法，该国王将无以自处，亦无以止该国悠悠之口，而尽喻其心”，“莫如永远羁禁中国，由该国王岁致奉养之需，以恩义两尽”。（43）
    其三是清廷的军事实力。在朝鲜“壬午兵变”之前，由于日本侵台的刺激，清廷开始筹办海军，先后从英德等国购进多艘船只，并积极发展船政事业，派出留学生，掀起海防近代化的一个浪潮，水陆军事实力均有所增长，故能够左右局势，暂时压制住日本。
    对清廷派兵平乱及抓捕大院君一事，日本反响最大。先是，朝鲜兵变之初，日本国内即“议论纷纷，举国汹汹，大有借题发挥之势”。但清朝抢先出兵干预，打乱了日人的部署，使其无从下手，“一切狡谋，不觉自戢”（44）。故日人对清朝出兵平乱一直持反感与抗拒的态度。日本外务卿吉田清成在答复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信函中，就明确声称：“本国据约与朝鲜议办，本与贵国并无相关，违言相当，徒属多事矣。”（45）
    清军诱捕大院君后，日方更为不满。其时《申报》记载：“目下，东洋人因大院君之事颇不满意于中国，谓如此作为，有轻视伊国之意也。”（46）
    但清廷此举却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德、英、美等国，各出于其自身的考虑，不愿意日本在朝势力膨胀，以至影响其在朝鲜的权益。故纷纷表示对清廷拘捕大院君、平定朝鲜内乱的支持。
    1882年9月，德国驻清使节函告总理衙门，“惟望师船到时，早为弹压底定，未非该国之大幸耳。”（47）
    英国在事变平息后，曾照会清廷以示“恭贺”，认为清廷对此事处理及时，朝日所定之约亦“极妥”。（48）
    清廷定乱之后，同年12月，美国驻日公使就此发表见解，认为“朝鲜之属于中国已数百年，众所周知。此次，中国发兵往定内乱，具有担当，所为实合公法。”（49）
    朝人救援与大院君请归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俄三国在东北亚实力的彼此消长，朝鲜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亦望风摇摆，迅速分化聚合，其中不仅有保守、开化之分，而且亦有亲华、亲日、亲俄各派。为争权夺利，上述各种政治势力对清军抓捕大院君一事，亦反映不一。当大院君抵达天津之际，其子李载冕曾拟派护行官赵宇熙、李建昌二人前至中国，初已得吴长庆允准，寻接朝鲜官员金允植密告，李载冕“欲送此二人，将往天津采探吾辈踪迹，转向北京交结朝士，到处鸣冤，期于翻案”。“若此计得行，前功尽弃，不可不慎”。（50） 于是，吴长庆借故阻止。而大院君在离开朝鲜之前，为阻止心腹之人轻举妄动，还曾通过家书暗示党人道：“此间咸曰，今太公入于天朝大幸云。忽忽艰书秘置。待便付上之计耳。勿动勿动，安静安静。”（51）
    大院君一行抵达天津后，9月7日，马建忠、丁汝昌等人返抵天津，朝鲜大臣赵宁夏、金宏集等同来，并呈上朝鲜国王咨文二件。一是感谢清廷调兵援护，二是为大院君乞恩释回。表面上看，咨文中恳请释放的心情十分迫切，“沥血祈吁，恳乞天恩，准令李昰应归国”。（52） 但私下赵宁夏却言：“寡君情私，当以释回为是。若论公义，则不能顾情私。”与此同时，在朝的吴长庆从金允植处得知，朝王请求释回大院君，系“太公夫人即国王生母，并国王胞兄李载冕，日夜在旁，苦要国王代太公乞恩，敢不勉从，但国家大计则不然”。（53） 可见，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态度极不一致。
    大院君禁于保定之后，尽管有“永远不准回国”和“嗣后不得再行渎请”的煌煌上谕，但1882年11月13日和1883年3月4日，朝鲜国王又两次咨文清朝礼部，要以风土异宜，大院君于“衰老疾病之中，何以堪遣”，朝王“尽宵忧念，寸心千折”为由，恳请清廷释还，结果均遭驳回。而大院君本人也先后三次遣人上书都察院或礼部，为己鸣冤，恳请归国，亦遭到清廷的拒绝。
    清廷囚禁朝鲜大院君事件，是明清以来传统宗藩关系中从未发生过的大事，它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台后清廷对朝“以夷制夷”政策的改变，而且亦突破了宗主国从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方针。其后，清廷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干涉朝鲜国政的举措，对中日两国在朝实力的对比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