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中后期的海禁、弛禁与开禁
    后郑和时代，与国家从海洋的退却、朝贡贸易的萎缩对应的是私人或民间海上活动的潜流涌动。当潜流汹涌成澎湃之时，正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勃兴以及国际间贸易开始出现全球化浪潮之际。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伴生因素与包括海疆政策在内的王朝体制不断较量，国家与区域在海洋问题上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歧异、冲突、调适关系。
    1.传统的东亚、东南亚海洋贸易网及其面临的挑战
    明朝前期在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琉球地区的传统朝贡贸易网内，中国的主导地位始终如一。这种以政治价值为取向、不计经济目的的海外贸易并不具备革新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内田直作就正确地指出：“明代之朝贡贸易，不论从贸易政策上或财政政策上讲，都没有重大的价值，只是举扬所谓朝贡礼的服从关系而已。”[8]
    然而，贡舶贸易量额随着管制不断宽疏而日益增长，海禁时期的走私活动也没有间断过，时长时消。亦商亦盗的私人贸易也随着东南沿海经济的扩张直接挑战国家的海洋、海疆国策⑦。
    此情形及原因正如晚明时期徐光启所言：“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9](P2341)正德年间(1506-1521)海禁出现了明显的废弛，这正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开始遽速上升的时候，也恰逢“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者的接踵而来。
    2.江南或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扩张对国外市场的需求
    明中期对海上活动弛禁的部分原因在于顾及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如清初顾炎武所称：“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10](浙江下·绍兴府志·军志)宁绍地区，“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温州地区，“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11](卷4，江南诸省)。19世纪的宁波士人徐时栋更称：“吾乡海国。”[12](卷6)总的说来，东南沿海地区海上社会经济活动的地方性反映出海洋在区域视野中的更为重要的地位。
    东南地区经济尤其是江南商品流通和生产规模的增大需要拓展海内外市场，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外向型转化，从而培育社会经济革新的或然性潜势。而东南沿海地区勃兴的市镇、繁荣的城市也存在着对国外商品的巨大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这也是众多东南沿海地方官吏呼吁弛禁或开禁的深层缘由，尽管不能否认地方权贵为从海上贸易获利进行推波助澜的动机。
    3.弛禁与失控：东南沿海与北京朝廷的歧异
    伴随着明中叶海防废弛与海上贸易弛禁，海上走私活动也日渐频繁活跃。随着这种形势的愈演愈烈，加上新航路开辟后以葡萄牙人为先驱的欧洲商旅蜂拥而至，与旧有中、日海上和沿海亦商亦盗集团的结合，带来了空前活跃的国际性贸易，造就了双屿港奇迹⑧。中外海上贸易与东南区域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紧密的互动。但这也意味着国家集权统治的某种失控、失序。而且王朝的海上朝贡制度也因此受到根本冲击，这对明廷来说构成莫大的威胁。
    嘉靖皇帝(1521-1566在位)即位后，数度严申海禁，裁减市舶司。但其政策时有反复，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在海洋问题上本来就纷纭不一，明显表现在更多从政治中心考虑的北京朝廷观点与更多反映区域经济利益要求的东南地方官员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又与党争纠缠在一起，并以1548年朱纨率军将双屿岛化为废墟告一段落。朱纨次年被革职，旋自尽，遗言道：“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杀我。”[13](卷59，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朱纨成为海禁政策与东南地方势力较量的牺牲品。“自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4](卷325，佛郎机)海防衰废，“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4](卷204，朱纨)长期海上武装走私活动积叠成炽烈的巨患⑨。
    嘉靖时期的严禁派大吏胡宗宪(1512-1564)的幕僚郑若等早就指出：“嘉靖丙午、丁未间，海禁宽弛，浙东海边势家以丝缎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来则以番货托之。”[14](P8)一般民众也不惜冒险，“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15](卷11.《经略》一，叙寇原)。而在“嘉靖倭患”后的反省中，万历三十九年(1611)兵部的一份奏议称：“嘉隆间倭寇，因闽浙沿海奸徒与倭为市，而宁绍大姓阴没阳设为主持，遂使淮扬以南至于广海靡不残破。”[16](卷490，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寅条)次年一件吏部官员的上疏论及嘉靖倭患的缘由：“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⑩这些不无政治背景的议论意味着东南沿海的地方利益集团与北京的朝廷意志的空前对立，东南沿海经贸的向外扩张远远逾出了国家的掌控。
    4.倭患与弛禁
    双屿岛事件之后的“倭患”愈演愈烈，延绵十数年，这固然与嘉靖朝政昏暗、吏治腐败、边防废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前文所提及的来自东南沿海地区持续的海外贸易、海上生产、近海航行活动的要求。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活动得到了沿海商民的接应，正如胡宗宪所点出的：“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主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17](P1112)而被他招安的王直请降时的主要诉求是：“惟愿进贡通市而已。”[18](P85)王直被诱捕后曾呼到：“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19](P116)
    明廷在付出昂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平倭后，海上中外武装走私集团一度退出东海。但只要地方社会的要求始终存在，海患就不可能平息，“倭寇”继续侵蚀着明廷的海疆。胡宗宪也承认：“海商原不为盗，而海盗从海商起。”[15](卷11，“经略一”，“叙寇原”)而东南沿海的地方大吏则直接要求开海以在源头上消弭海患。如福建巡抚许孚远(1535-1604)奏疏中所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20](P1827)终于，1567年的隆庆开关虽然是有条件地允许私人贸易，却宣示了这种非官方形式的合法化(11)。隆庆开关一个显著的后果是倭患的削弱，这是因为明廷开始从根源上正视海盗问题。
    明代中后期对外海上关系史上另一个转折发生在澳门。嘉靖八年(1529)，明廷准许广东巡抚林富关于佛郎机(葡萄牙)商旅在广东“互市”的奏请。“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4](卷325，佛郎机)澳门在1557年租给葡萄牙人居住。但这次“怀柔远人”的后果却是明廷始料未及的：已经进入“近世”的葡萄牙人不仅将这个渔港培育成中西贸易的中转港，而且还将其作为一个殖民地城市经营，“筑室建城，雄踞海畔”，使其成为插进中华政治肌体的一个异质楔子(12)。
    16世纪中期出现的富有转折性的事件开启了一个改变古代中国国策、地方与国家关系、中国与世界市场结构与取向的新时代，这在晚明时代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三、晚明时期的海外贸易与世界体系
    晚明的“开海”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商品、白银之东来同步，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以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我们观察海洋在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舞台。
    1.海外贸易上的地方财富与国家利益
    晚明时期或16世纪末以后，东南沿海地方与国家大致上取得了一种调适或平衡。海外贸易、海上生产活动不仅缓和了东南沿海地区人稠地稀的压力，增加了地方财富，也有利于朝廷的财政解困。隆庆开关后，福建漳州府的月港(新置海澄县)成为唯一合法的出海港埠。明廷设馆向海商收税，其海商例则不同于市舶或贡舶制度(13)。如万明所评价：“在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大趋势下，隆庆开海后，无论明廷实行船引制还是饷税制，都是征收货币税，完成了关税从贡舶贸易的实物抽分制到商舶贸易的征收货币制的转变，并逐步形成从设官建置到征税立则等一套管理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海商贸易管理向近代海关及其关税过渡。”[21]
    丰厚的关税收入使月港得到了“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的称誉[22](周起元序言)。此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广州和澳门依旧实行专管外商的入口贸易(14)。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海外贸易、海上经济活动给国家和地方都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拘囿于洪武“祖制”的晚明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从海洋开掘财源的新办法，比如进一步开海通番、增加互市，合法合理地增加海关税，却更多的是因循重赋江南的老路数。
    2.白银输入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问题
    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产品的需求由来已久。生丝是江南输出日本的传统产品，需求在16世纪下半叶急剧增加。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掀起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晚明到清初，也即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逐次一波波袭入东南亚和东亚，直接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23](P187-201)。东南沿海直接受到这种影响，而这正是江南、岭南等地市场、商品经济壮大、向外扩张的时候。
    江南商品经济的外向扩张带来了自身产业和市场结构的深刻变革，区域与国内经济的市场化产生了对贵金属硬通货的迫切需求。晚明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除了香料、药品、珍奇古玩等传统意义上的奇珍土产外，还有大量的白银，解决了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扩大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的匮乏问题。
    白银从美洲和日本大量输入，成为市场活动的主要货币。银本位体制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壮大，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货币化，并将沿海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部分地连接在了一起，同时还影响到国家财政贡赋体制的变革。这些方面都是明清社会经济史长期讨论的课题，也是近期从全球化视野重新进行中西比较的热点，兹不赘述(15)。晚明时期这些社会经济领域内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变迁多少改变了明朝的内陆农业国家性质。但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一仍旧贯使得明王朝没有走出王朝循复的窠臼。
    3.明末国家内外秩序的瓦解与郑氏海上王国的存在
    晚明时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对海外贸易、海上活动时禁时开，时紧时松，但由于其政治统治力的式微，已无法控制海上事务，不得不采取越来越放任的海洋政策，这反而给东南沿海区域的市场和经济注入了活力。明末的政权疲于应付内地的动乱和北方异族的南侵，朝贡体系、贡舶贸易瓦解，但私人贸易成为主流，本土武装海商集团伺机坐大，活动出入法内法外之间，时而为国家所认可，亦商亦盗亦官，显示出明代中国强大的私人海上实力，最令人瞩目的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明清易代之后的郑氏集团在东海、南海建立庞大的海上王国，与东来的欧洲殖民者、贸易商不仅发生冲突，而且也有合作，有力地沟通了东西方贸易[21]。郑成功的两代继任者不再以“复明”为宗旨，他们似乎可以建设一个以海洋为生命线的岛屿王国(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