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新宁地方自治曲折展开
    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为开创风气，树立预备立宪基础，迭次催促各省筹办地方自治。[39]十一月，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相继成立，地方自治在广东正式启动。翌年七月，广州府和南海、番禺两县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广东地方自治开始向各县推广。[40]新宁县的地方自治也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其曲折的进程。
    (一)地方自治研究所
    光绪三十四年，一向提倡地方自治的覃寿堃从日本考察归国，不久后出任新宁知县。宣统元年夏，邑绅赵宗坛从美洲归国，与知县共同倡导地方自治，开始筹设地方自治研究所。“浃月之间，自治名义震于邑人之耳目”。除赵宗坛外，自治研究所的领导者还有余乾耀、黄景棠，[41]其成员多为各氏族团体所推举出来的绅士。[42]
    为明了地方自治研究所的性质，有必要探究其领导者的全部身份。赵宗坛，肄业于广雅书院，光绪十七年举人，初在县境宁阳书院和广海溽海书院执教，光绪三十三年又受聘为旧金山宁阳会馆西席，一届任满后复为中华会馆延聘。伍廷芳出使美国时，“相与论当世时务”，力邀出任华盛顿中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宣统元年任满归国，举办地方自治研究所，后又出任美国公使馆商务委员，筹办台山一中并出任校长，出任县政府教育局长等职。[43]黄景棠，生于同治九年，其父黄福为马来亚种植园主。儿时在新加坡、马来亚度过，但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光绪三十四年倡建时敏学堂，主持修筑潮汕铁路，在收回粤汉铁路自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又成为粤商自治会的主要领导者。[44]余乾耀，台山荻海人，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初年以内阁中书随使日本，任长崎领事八年，颇留意于国际形势，[45]并出使过南洋、印度、暹罗、吕宋、美国等国。光绪三十一年曾集资20万在家乡兴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小学堂，[46]西江缉捕权风波发生时，曾组织过轮船公会。[47]后为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社员，[48]并出任过广东省商务局提调，与陈宜禧曾就新宁铁路的修筑权展开过争夺。[49]
    这些领导者虽多为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但“士绅”的头衔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身份。他们是地方社会中与外界联系较多者，甚至多数时间不在本地，但正是他们在研究所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创办地方自治研究所，“旧局之地址去矣”，[50]生动说明了研究所对绅权的冲击。
    (二)《新宁杂志》与地方自治的推行
    地方自治研究所本为研究法理、培养地方自治人才而设，例应在自治开办之先。但于新宁而言，由于知县覃寿堃的“反覆扬摧”，都中人士早已“稍稍有兴起者”。[51]这些“兴起者”很可能是指《新宁杂志》社的同仁。光绪三十四年五月，赵拱宸、谭毓芝、刘日初、刘小云等人发起成立报社，但直至翌年正月十五日，《新宁杂志》才面世，报社附设于新宁教育会下。[52]
    对于杂志的产生背景和办刊意图，刘小云在《新宁杂志》序例中言道：“惟通海以后，出洋之人稍众”，随着“自办铁路，渐次告成”，且“兴办种种实业者，又复相望于道”，“邑中有志之士，遂谋所以兴革利弊，改良教育为更始之方”，“于此之时，使无报纸以详核之文词纪之，则散而无纪，过而不存。又使无报纸以严正之议论绳之，则阻挠者恣肆，而畏葸者不前”；报纸栏目设有“法政”专栏，目的在于“明利弊之当兴当革，而尤注重地方自治，备实行立宪之需也”。[53]知县覃寿堃也对报社同仁有别样的期待，“晚近士绅，不负地方之责久矣。其黠者，惟知剥取细民身家以为利，愿厚者至不欲与齿。一二魁杰之伦，思有以自见，又不明分际所在，乃欲一切笼而有之。”“予尤愿诸君子揭橥地方应举之事，摫釽而条理之，申明地方士民应尽之责，使之黾勉自爱，以共成地方之治。”[54]正是怀有此种期待，覃寿堃在后来地方自治的推行过程中，与杂志同仁们交往密切。
    此时地方自治的主要推动者当是知县覃寿堃，其生卒籍贯，现存的资料多有抵牾。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曾东渡日本，在广东任职期间多次向当道陈说地方自治。[55]在《新宁杂志》同仁中，赵拱宸是浮石人，师从赵天锡与赵宗坛，先为廪生，后成贡生，又入两广师范馆学习新知一载有半，后出长宁阳高等小学堂，以“学贯中西”被委为新宁教育会会长。[56]谭毓芝，《新宁杂志》首任主编，[57]教育会会员，曾任劝学所所长，新宁光复时曾企图挟县令宣布独立，并萌生了加入同盟会的志向，曾研读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58]刘小云，新宁教育会成员，对西学所知尤多，⑤有远游之志，⑥可能与新宁香港商务公所大有关系。[59]刘日初，我们只知道他曾参加过美国同盟会，[60]并在辛亥年成立的筹饷总局中任董事员。[61]《新宁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还有马醴馨、余觐光、张石朋等。马与谭毓芝关系甚密，曾入广东高等学校学习，除经史外，所学科目还有政治、法律、经济等，曾入游学预备科学习，民国元年远游美洲。[62]余觐光，荻海人，曾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63]后为台山师范学校校长。[64]张石朋，番禺人，对日本学制甚为熟悉，⑦后出长西宁市高等小学堂，[65]曾出游缅甸。[66]这些具有西学背景、海外背景、甚至革命背景的知识分子，为推动地方自治，对原有的社会展开了激烈批评。马醴馨在《新宁杂志》的创刊号中指出，新宁学务不振之首要原因在于绅士，因为绅士多“鄙夷新学”、把持公款，成为教育之障碍。余觐光也撰文指出，绅耆权力太重、房族界限太严已成为新宁社会进化之窒碍。[67]然而一切公共事务之举行，“非先得其族绅之许可，无或敢于举行者”，[68]因而新宁学务“凡百振作，在在需绅”，[69]因为“劝捐提拨”，“苟非有热心之绅士”，“则两者皆无效也”。[70]此外，知县覃寿堃也认为教育必须由绅士提倡。[71]
    如何才能展绅士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余觐光认为唯有自治，因为一切公民均可参与自治，即便绅耆被举为自治职员，其代表的范围也由“房族”之私变为了“地域”之公，士绅权力“必不能如昔日之威权，恢张无限”，其“恃族势挟房分之私见，可渐化矣”。[72]
    由于当时地方自治机构尚未成立，自治还处于准备和宣传阶段，地方的公共事务仍得依靠绅士，“绅权”尽管权重弊多，但尚有改造之望，因而对“绅权”的批判还远不如后来激烈。
    在现实中，地方自治人士的舆论也在有力地影响着知县的决策。为整顿新宁匪患，覃寿堃到任不久便颁布了“团勇章程”，其办法之一是“即速由该绅耆父老，设法捕送来县”。余觐光则认为绅耆父老大都“畏匪寻仇”，难担重任，至多只能责成他们提供罪匪名单。对于团练经费一项，余也认为不应由绅董催缴，而应“墟市则责成于商董，乡市则责成于殷户”，缙绅先生只能“任其维持董劝之责”。团勇如何联络，则应于县城先设巡警正局，各市乡则择地设巡警分局，地方则“划地为堡，令阖堡各团勇，连为一气”，重大经费则由“阖堡任之”，以图消除族界森严而不互救之弊。[73]余觐光的这些主张几乎全部为后来推行的巡警政策所吸纳，[74]因而严重地冲击了绅权。
    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新宁地方自治研究所正式开学，[75]地方自治的筹备开始成为讨论话题，[76]各项自治事务也次第开办。宣统元年十二月，研究所为兴办中学，议决筹款办法为“将公有财产力加整顿，拨其赢余，以资兴办，其有价值巨而租息少者变卖转置他业”。据此，劝学所所长谭钟英、教育会会长赵拱宸、新宁劝业分所劝业员李培均等认为由安良局掌握“弓口薄据”的王侯祠祭田“业价当在两万元以外，而递年租息仅得一百三十余两”，属于“价值巨而租息少者”，应当刻日变卖，并“禀县核准”。[77]此举遭到安良局绅温树荣、李金华、陈师洛等反对。他们上禀县令，称此举为“夺先贤馨香之奉”，愿“另自筹款”15万为办学经费。[78]值得注意的是，其禀词中称，谭钟英等“尚非老成绅士，敢用己名招变”，[79]“徒慕办学虚名”。[80]对此，知县在批词中的回应是：“本县对于地方用人行政，但辨公私，不论新旧”。[81]在自治推行过程中，士绅内部已开始出现新旧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