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新宁的筹防更细致地呈现了此种权力转移的过程。新宁以蟾蜍口诸峰为界，划为上下，下新宁地近大海，苻萑遍地。覃寿堃主政时期，曾设筹防总局于香港。尽管筹防的过程中曾有“旅港绅商之擘画”，但都斛一带，“始终担任筹防者，闻惟李绅某一人”。其间又有某人因“屡欲霸管公款”而未果，先怂恿乡人不交捐款，继又趁港商代表返都斛讨论维持筹防事宜时，攻击李“吞骗公款”。李当场将数目交出，自证清白，并辞去职务。此后谭溪堡、东坑等处又将筹防经费抽回，[134]筹防事务行将瓦解。
    新宁光复后，梅军毅、阮尧轩等以下三都会匪众多，请兵于三邑民团长，未获应允。于是向港商会提议，“以三邑民团长之兵力，不能兼顾下三都，于是议另立民团长”，由港商陈月亭为首，禀准民政部，委任黄梦醒为下三都民团长。[135]黄梦醒到任时，舆论沸腾，且遭到广海抵制而未能入城，但“港商”在地方重大公共事务中的活动能量日形彰显。
    港商和侨商在基层地方自治事务中的作用，可从打击荻海镇自治职员余温中的事实中窥得一二。[136]余温中在被举为自治职员前，曾在荻海镇“开摆地摊及卖私洋烟”，是典型的“捞家仔”和“烟精”。其嫡侄孙余田春曾约集外匪，试图绑架佛山余昌同号少东余守礼和余富礼，因未得手而行迹败露。事后，余守礼等报荻海警局捉拿，余温中以自治职员身份从中阻止并“集祠出言恐吓”，余守礼等“畏难”，只好到香港“大集余风采堂港商”，港商“决议保护，禀官拿办”。
    又有余光因“拉烟”被荻海警局捉拿，余温中即派人向余光之母邝氏勒索要价，议价不成，即指余光为匪。事发后，其舅菲律宾侨商邝元祯登载告白，指斥余温中“窝赃庇匪，诬良为盗”。其后有人署名余受和等为余温中辩护，并说“余光尚有父母叔伯昆弟，乃就近不亲为辩诉，而必远出于菲律宾侨商邝元祯”。为此，邝元祯再次反驳，除称余光“其父经商外国、母系女流、叔父俱没、昆弟年幼”外，还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了余光所属的宗族内部的矛盾，称其“房亲已绝”，本房“不满数十人，俱为农人”。这说明，至少在部分人看来，亲人及房亲中的绅士耆老比外姓亲戚出面辩护更为合适。无论邝元祯所述的余光所属宗族的内部矛盾是否属实，一个已然的事实是，有着菲律宾侨商身份的邝元祯在此事中成了主角，承担了原本应由绅士担任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侨商对地方自治职员权力的限制。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地区都如荻海一样，港商和侨商能在冗繁的事务中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六村是新宁大村，安良局绅陈师洛就出自此村。1913年九月，沙坦市区长陈振汉带领警兵闯入该村一间已“歇闭多时”的烟馆，“尽将物件窃去”，并带走了烟具以为证据，要求“责罚其人”。此事激起了六村耆老的强烈不满，他们一面指责陈振汉“庇赌收规”、“恃强凌弱”，一面在自治会开会议决，不承认陈振汉的处罚，要求撤换陈振汉。随后又将警署占用的太公祠取回，并将警署物件搬回太祖祠，以备日后“择地开所”，并称此决定是“六村公意”。陈振汉随即上控知县，指控礼村“率匪数十，拆毁警局，器具尽行一空”，并说服知县令六村“缴枪交匪”。对此，六村耆老的对词是“枪械乃由我太祖各房派丁自备，何尝仰给于官厅”，“何枪可缴，何匪可交”。[137]尽管区长警兵封查烟馆时行为不尽妥当，但六村开设烟馆本属非法，他们不仅未认罪惭悔，反而借此大做文章，展演了宗族势力强大之村庄的权力势态。(11)
    应该说，从自治研究社社员“缘于氏族团体”，到台山中学建立时的按姓主排位筹款，和县议事会议员的“以家族主义当选”，无不提示着宗族在未来的县域的公共事务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地方自治推行可能冲击了绅权，但于宗族的冲击并不大。
    四、结语
    在以往有关地方自治的研究中，学界讨论省级层面较多，甚少关照到县级层面和乡镇层面。他们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地方自治机构成员的身份，即是否获得过科举功名，或是否来自于某个大宗族。他们对自治机构的实际作用往往缺乏考察，对成员身份的考察也因过于注重“绅士”和“宗族”等标签，忽略此类标签所蕴含的个体性差异，对地方自治推行者的知识背景、职业及经济地位、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差异性，更是缺乏足够警惕。同时，由于研究区域的选取和史料限制，研究者们多不能详细考察地方自治所引起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在广东新宁县，地方自治的推行者们所创办的《新宁杂志》，则为我们进行此类研究提供了可能。
    咸同以后，新宁因洋务大兴，出洋者渐多，风气大开，士绅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部分士绅的知识结构日生变化。待晚清地方自治推行，一些具有西学背景、海外背景、商业背景、甚至革命背景的绅士和知识分子，逐渐主导了地方舆论和地方权力，新宁绅士因此分裂为“新党”和“旧党”。民国肇建，新旧党争渐趋消弭，然重建之县议事会、参事会，镇、乡自治会，并不能承担起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角色，商界尤其是港商日渐取代绅士成为上达官厅、下通民情的中介。这种后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华侨出洋的自然性结果，它是1880年代美洲排华的后果之一。美洲排华使大量新宁商人返集香港，并不断发展，最后藉地方自治的推行而成为地方社会权力的主要控制者。正是这一过程，使新宁地方自治的推行烙上了鲜明的地区性特点；与此同时，新宁作为侨乡的区域特征也藉此而展演。新宁的这一发展历程可能展现了此时华南侨乡发展的某些普遍势态。在侨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只有外洋因素在侨乡的权利格局中占主导地位时，侨乡才真正形成，华侨对侨乡究竟有何影响也才能藉此凸显。
    在与“旧绅”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那些具有西学、商业背景的绅士、知识分子和商人，会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境对绅士展开不同程度的批评，并不断放大其劣迹，由此形成了“无绅不劣”的“历史记忆”。但这种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层累的过程，它实际包含了多重历史意象的叠加。待到这些记忆被重拾和再利用，其所包含的历史意象多已被简化甚至遗忘。但对于关注历史记忆形成的研究者而言，不可不详细考察其具体的历史场景及其前后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任何重拾的“历史记忆”都已非原初形成的“历史记忆”。但这些“历史记忆”会和现实利益一起，促使了绅士向商人、“港商”、“侨商”身份的流动和转变，从而加速了新宁社会结构的变化。
    诚然，政治的剧变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不可能骤然改变一个区域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我们绝不能据此想象它只是为原有的权力持有者——绅士提供了一次权力扩张的机会。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政治剧变和地方自治推行之前，一个区域的权力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原有的权力持有者是否只有绅士，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其中竞争和展演。只有将区域自始至终视为一个权力竞争和展演的场所，将任何一次政治剧变视为一次权力争夺的机会，我们才能打破清末民初基层社会静态化的认识。就新宁而言，地方自治的推行为商界，尤其是侨港商人提供了一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他们冲击了绅权，但对与之相伴而成的宗族冲击并不大，没有谁规定相伴而生就要结伴而亡，不能因为宗族的延续就认为地方的权力结构没有变化。当然，对绅权的冲击并不意味绅权的衰落是线性的，商人和侨商的取代是全方位和整体性的，在不同的村落情况会有所差异，甚至在后来的清乡过程中，绅权还有回复和扩张，此是后话。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孔飞力：《中华帝国的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21页；沈松侨：《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1908-19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90年6月；魏光奇：《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河北学刊》2005年第11期；黄东兰：《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川沙“自治风潮”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②相关史实见民国《赤溪县志》卷8《开县事纪》，第601、602页，《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研究成果可参见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王一娜：《晚清广府六大县士绅权力组织》，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未刊稿。
    ③参见邱捷：《清末广东文献中的“绅商”》，《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2276页；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3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144页。
    ⑤参见刘小云：《新宁地方自治刍议》，《新宁杂志》1909年第2期，第9页；《新宁杂志序例》，《新宁杂志》1909年第1期，第3-6页。
    ⑥李树政选注：《丘逢甲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1页；《送刘君小云远游》，《榕园杂稿·诗》，民国铅印本，第12页。
    ⑦参见禺山玩石：《祝新宁劝学所成立》，《新宁杂志》1909年第33期，第11-16页；第34期，第11-14页。
    ⑧邝富灼(1869-1931年)，12岁赴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1906年，回国任广州方言学堂教员，此事可能发生在此时。见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杨光编著：《最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⑨赵沅芬，附贡生，后捐州判衔，张鸣岐筹办两广学务期间曾入两广学务处练习所学习，后回新宁任督学局局长，后改为劝学所所长，“本乡兴办学堂，得风气之先，端赖公为之倡”。见《芷汀公传略》，《浮石赵氏族谱续编·行谊记》，民国铅印本。
    ⑩李海云，新宁人，在港从商，同盟会会员，为筹集广州起义款项，被任命为革命党机关部的理财人员。广州起义后，潜回恩平、开平、新宁三县活动，后被委为三邑民团总长。参见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新宁光复记》，油印本，藏台山市档案馆。
    (11)但这也绝非意味着六村内部毫无变化。陈超鹏，光绪三年生于台山六村，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光绪三十三年往新加坡经商，翌年加入同盟会。后往澳门学习英文、算术，并组织澳门同盟会，任副会长。宣统三年冲蒌区自治会开幕，被选为议员。后为广东临时省会议员，任广东都督府枢密院参议。见《爱竹斋行年纪要》，《爱竹斋全稿》，民国三十六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