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对“绅权”的笼统批评开始转变为对“局绅”的具体批评。“一邑之事务，靡不为三数之强宗虎绅所支配，而官吏之去留，亦系于若辈之一喜一怒”，这导致官绅勾结，“官倚绅为通牒，绅藉官为护符，并营其私，罔括其利”。[82]
    自治研究所开办后，议决裁撤安良局，在原址文昌宫设立筹办宁邑全属自治公所。然而局绅长期盘踞此地。宣统二年四月，拣发知县刘崇被派往新宁催办地方自治，却无处办公，对“局绅”的批评开始猛烈起来，“局绅”开始和“劣绅”等同，对劣绅的昭彰罪恶也开始放大，“然试问新宁百数十局所，盘踞者谁，新宁百十万公款，侵吞者谁”。知县覃寿堃也曾说“但今之绅士，适足以亡国灭种而已”，“嗟乎，父老苦劣绅久矣”成为时人之叹。[83]为腾出办公场所，十九日，覃寿堃“带同巡士十余名”将安良局裁撤，[84]从此“旧绅之足迹亦潜遁矣”。[85]
    (三)覃寿堃去任与“新”“旧”分裂
    几天之后，香港《维新日报》登出知县覃寿堃即将离任的消息。据说“部民函电交驰，挽留甚挚”。[86]差不多与此同时，《安雅报》刊出了一则“新宁阖邑绅民告白”，称覃令去职，是“畏罪托病，禀准卸任”，对其大加诋毁。
    对覃寿堃的去任，地方自治人员“疾首蹙额”。因为一般议员、董事，“其资望或不及旧日绅耆之隆重，非得贤良长官诱掖之、主持之，恐于地方无补”，而一般的“贪劣绅耆”，平时武断乡曲、鱼肉平民，“其积威之渐，匪一朝夕也，其势力之宏，匪一二事也，非贤明长官严明公正，不足以慑其胆而夺其魄”。这是对地方权势变化的事实性描述，也是地方自治人士的主体性认知。[87]
    相较于《新宁杂志》记者的激烈，非本地人戆客的描述则更多地透露了旧派士绅对知县覃寿堃的态度。他们“以覃令为喜事者有之，以覃令为任性者有之，以覃令为太更张、太草率、太激烈者又有之”。尽管这些人“保守多、进取少”，但他们的认识也“非挟持私见，有意侵陷，或且出于爱乡土之热诚”。总之，经历覃寿堃主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士绅已划分为“旧党”和“新党”，“旧党则诋新党为轻浮，新党则讥旧党为顽固”。[88]这种“新”“旧”之争，实质是社会权势转移的表现。如劝学所原本为安良局绅控制，[89]先遭到留美归来不久的邝富灼⑧攻击。[90]后来知县覃寿堃“勒令缴钤，另行公举总董”，举人温宗义攻击此事系劝学所所长赵沅芬⑨“抬举私人”。[91]因为此次选举出来的劝学所所长是谭钟英，[92]正是他后来力主变卖王侯祠祭田。此后赵拱宸等又攻击“前劝学所所长”“侵吞公款”。赵、谭则被旧党诋为“自誇新学，放肆无忌”，[93]说明“新”“旧”之分可能也包含教育背景的差异。无论如何，学务的控制权已由“旧党”转入到“新党”手中了。筹办地方自治事务所的成员也是“新”派绅士，以致后来旧党要求重新改选。[94]
    宣统二年四月，知县周某到任后，街头巷尾传出恢复安良局的谣言。[95]其间，陈师洛等上书府宪，控告李培均等擅拆公局，[96]并使知府下令饬查劝学所总董、自治事务所职员、劝业分所劝业员，“大有一网打尽之势”。[97]不久，“安良局之招牌，又出现于陈家祠矣”。[98]
    此后，局绅又“冒用全邑名目，假托筹议新政，发出传单以骗四乡绅士”，计划于六月廿五日在学宫集会，“而欲动摇大局也”。[99]劝学所、筹办自治事务所闻讯立即“传单攻斥”，并于廿四日集会，“不认该传单为合邑公启”，他们先请周令到场监督而不成，后请周令勒令解散廿五日之集会而未果。廿五日，旧绅集会如期进行，“新”“旧”之争进一步公开。对此，知县周某的态度是“新旧党各派传单，大集会议”，[100]这显然是对“旧派”绅士的一种鼓励。此后，绅界陷入公开分裂，“新派诋旧派为腐败，旧派诮新派为轻浮。始则争是非，继则争意气”。[101]十月，“旧党”发行《宁阳公报》与《新宁杂志》对垒，并对自治事务所的权限[102]和教育会总董的资格[103]进行讨论，认为自治事务所的权限在于筹备选举，教育会总董必须正途出身，这是试图限制“新党”权力的舆论宣传。
    但是，此轮斗争中，“旧党”并未力挽狂澜，扭转大势。六月廿四日，新党集会，到者400余人，“民情已大可见”。随后，在覆“纽约宁侨”的函电中，周令称“两局并无复设”，“地方自治，迭经遵章办理”。此后，“旧绅”乃知“冰山之不足恃”。[104]尽管这是“新党”的描述，但周令的到来，并没有扭转地方自治实行以来所形成的权力格局，恐是事实。
    三、光复前后新宁的权力格局
    宣统三年三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后，新宁防务吃紧，停办自治、举办乡团之声日有所闻。[105]此外，地方自治推行于城镇及乡村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城镇乡自治会成立将近一年，“颂声寂然”，“非笑者，怒骂者，且日出而未有艾，甚至互相诬控，交为攻讧”，“谈者遂有未成自治，先见自乱之笑话”。[106]因此，在地方自治事务中，绅界的意气之争似乎也慢慢平息。
    在广海，对于自治职员，“舆论纷纷，风潮腾簸”，“各堡极力反抗”，“港商不为赞协”。[107]面对荻海防务紧张的局势，余觐光认为荻海镇自治会“未有振刷精神之概”，建议设立团练公所为团练的总机关，其团董选举应“不拘自治职员或各乡绅商学界”。[108]
    宣统三年八月初八日筹建台山中学所推定的各姓董事中，可考其身份者有陈师洛、李金华为安良局绅，黄景棠为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的发起人，谭镜濂为新宁商会总理，陈乙璜曾为海晏局绅，后任海晏镇自治会会长。参议员中余觐光为《新宁杂志》的主笔之一。在此事上，新旧趋于调和。[109]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广东宣布独立，二十日，新宁陷入混乱，十月六日，李海云⑩攻入县城，局势渐稳。尽管混乱过程中绅商学界曾意见分歧，[110]但待局势平定，原先的自治推行者们已知道何去何从。赵拱宸、马醴馨等都倾向革命，他们和李海云一起发起成立了新宁光汉支社。[111]十月，新宁决定组织参事会，其成员组成为：自治会每城镇正额议员4名，备选议员2名，每乡正额2名，备选1名；县商会正额4名，备选2名；港商会正额4名，备选2名；省商会正额2名，备选2名；全邑学会正额4名，备选2名。[112]这种名额分配意在消弭党争，士人据此即言，“今日党争，可以解矣”。[113]此后不久，参事会转为临时县会，其成员“耆硕老成为多”，[114]但因体制与名称的纠结遭到攻击。自是之后，“其议员亦相戒裹足，不独无事可参，并且无事可议”，[115]尽管这是新派的描述，临时县会作用有限恐是事实。
    1913年2月，新宁知事钟毓元发布告示，要求遵照广东民政长指示，援用前清旧章组织县地方自治会。[116]3月，县自治议事会选举完成，选举结果有两种，一为族大人众，以家族主义当选者，一为“二圆一票”，以金钱主义当选者，[117]因此议员“流品复杂”。尽管赵拱宸、[118]谭毓之[119]等厕身其间，但他们仍心存隐忧，“将来之议会，安知不为局所之变相，而议员安知不为局绅之化身”，认为议事会能否起作用的关键在于议长和参议员之得人。[120]不幸的是，新宁所得之人为一“烟精议长”，[121]效果可以想象。
    此时的地方自治按规定要沿用前清章程，但国体已变为共和，各属县自治会被期以“纠举”官吏之责，“各属县会之纠举县知事或专审员者，几无日无之”。但新宁县会成员，“代表之责，容未有尽”，“虽不谓之恶党，要不谓之溺职而不可得矣”。[122]沙田清佃局总办曾丁桥在任期间违法越权、收受贿赂，《新宁杂志》记者请求自治会纠举，议长领衔呈文纠举，但旋即议长却又“电禀挽留”，此议长因此被讥为“不可不否”之议长。[123]此后自治会又有纠举专审员之举。此两次纠举都是《新宁杂志》记者之言论“为县会诸公所採择”的结果，赵拱宸甚至直接参与了议案的修改。[124]由于议事会开会时间甚少，地方事务的议决多委托给参事会。而赵拱宸等《新宁杂志》同仁可能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参事会经常被攻击为“以少数人之私议，而冒庄严议会之公名”。[125]1914年2月4号，袁世凯下令停止地方自治，新宁地方自治也告一段落。
    各镇乡自治会也怪态百出，形同虚设。海晏自治会成立后，勒缴花红，擅用刑讯，妄拿平民，统治方式与旧日局所无异。[126]其会长为“前清劣绅”，他们“以自治之名词，号召乡愚”，[127]但于地方事务，消极无为。海晏自治会成立年余，除筹办团防外，“其余关于地方兴利除弊事务，并未有片言提及”。[128]多数自治会也多不作为，它们“开幕以外无事业，筹款以外无议案”。[129]地方公共事务陷入瘫痪。
    总之，无论县自治会或镇乡自治会，因成员构成流品复杂，于地方事务作用并不大。1913年4月，三合埠因抗办警察、殴辱知事、枪伤警兵。事发后，知事赴省面呈，县参议两会电请派兵严办。香港新宁商会，闻讯即“电禀当道，请免发兵”，并派代表回宁与谭知县面商，并呼吁参、议两会声援，却遭到两会拒绝。[130]此事发生之后，出来调解的已不是绅士，而是“港商”。这是1880年代以来港商势力积累的结果。
    光绪年间，新宁已是“绅商不协”；覃寿堃主政时被诋为“妒忌劣绅，维持商界”；[131]覃寿堃去任，外侨“函电交驰”；待到新宁光复，县参事会成立，县商会和港商会正式议员4名，备选2名，商人开始登上县政治的舞台。1911年10月28日，全邑大会决定派出代表与军政府商请委任民政事长事宜，学界、港商、商界、保安局各选出一人。[132]至此，新宁的商界尤其是“港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1914年，自治会解散之后，“监督行政，阒其无人”，“所恃以与官厅哓哓、藉以通下民之瘼者，惟商家是赖，港商尤当行出色者也”。[133]这既是时人对商家和港商的期待，也体现了权力结构变动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