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 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 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 期）、郑玉纯的《从“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恂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 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1986年第2 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 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 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 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 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 --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 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 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 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 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车维汉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种。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 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 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 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 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 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