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种种研究之外，还有许多论著研究日本侵华其他多方面的活动，如研究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孟国祥的《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研究日本在华租界（金普森、 向杨鸣的《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载《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徐云的《苏州租界述略》，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研究日本特务、间谍的活动（王振坤、张颖著《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一卷，群众出版社1988年出版），探讨日本侵华特点（苑书义、董丛林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特征述论》，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5期； 张振鹍的《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点》，载刘大年、郑惠主编的《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等，不及一一备举。有一些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张海鹏主编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中收录了从各方面论述近代日本侵华的文章，也不及一一列举。
    但最后还有一种著作必须提到，就是综合性的日本侵华史专著。地区性的有陈本善、孙继武、陈贵宗、苏崇民主编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及刘大可、马福震、沈国良著《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分别叙述1894 -1945年日本对我国东北及山东的侵略、统治和掠夺。全国性的有刘惠吾、刘学照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出版），简述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一室主持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面系统地叙述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70多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最后彻底失败的全过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部最详尽的日本侵华史。（注：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叙述从古代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其第5章为“近代开端后中日关系的演变”， 内容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卷作者曾惠赠笔者一册，故能知其详。第二卷据一篇《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易显石作，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者说“起自1912年，至于1945年，是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的内容”，似乎也已出版；但文中既无一字介绍其具体内容，也未说明哪个出版社哪年出版。数年来笔者一直在寻找此第二卷，迄未见到，故不敢悬揣其关于日本侵华的内容在书中占多大比重。）
    以上是近20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成果出版情况的一个粗略的综述，从中大致可以了解此项研究的基本状况。通过这些研究（加上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研究），可以说近代70多年日本侵华历史的基本脉络、日本侵华的基本面貌都已相当清楚。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是空前的。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那么多有关日本侵华史的文章（本文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章多，作者也多（虽然两者不是等数），这些专攻或兼攻日本侵华史者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群体。他们的文章分别刊登在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各种刊物上，可见日本侵华史研究者的地域分布是很广阔的（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的作者都和该相关刊物同在一地）。那些文章的主题几乎涵盖了日本侵华的所有重大事件，则表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题材也是很宽广的。总括这一切，可以看到日本侵华史研究有一种普及化的趋势。
    接下来就应当要求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因为这种普及化研究还有种种不足。研究各重大问题的文章虽多，专著却甚少；而真正有开拓性、独创性或确能把相关的史实挖深、把史事说透的文章也并不多见，这都是此项研究还相当薄弱的明证。这项研究中还有许多薄弱点、薄弱面。
    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研究。所谓深化，就是要透过表面，深入底里，探其底蕴。日本侵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暴力性，动不动就对中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这种侵略是赤裸裸的，当时当事者看得见，感得到，后来的研究者也容易识别、暴露。揭露这样的侵略是必要的，但仅有这样的揭露是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的东西。表层之下是有根源的，例如侵略政策、计划的制定，侵略行动的组织、实施，内外关系的协调、各种障碍的排除，等等；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一切，才是对这个侵略的认识透彻了，而这一层只有深化研究才有可能做到。我们的许多论著往往只写到、论到表面的东西，这就是薄弱点、薄弱面，需要提高水平之所在。至于那些非暴力的、隐蔽的、幕后的种种侵略，更要靠深化研究去识别、揭开。
    深化研究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这里只想就使用资料的问题说两点意见：一点是应尽量利用第一手资料，一点是要加强利用日本一方的资料。研究本来就应以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为依据，仅仅或主要靠第二手资料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研究；可是多年的现实中所见，真正从搜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下手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不是很多，而只靠几本现成的著作（国内的及国外的），从中摘抄若干条材料，综合一下前人成说而撰写文章者（这也得算是一种研究）比比皆是。这样的文章很难有高水平；有时似乎有某种“新意”，但因根柢不深，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检验，结果还是与前人论著在同一水平上重复。研究工作注意吸收前人成果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至于提出要加强日方资料的使用，那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使用日方资料与使用我国自己的资料明显失衡，一般是后者比较充分，前者则显得单薄，因而应当弥补。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研究日本侵华史，不是一般地研究中日关系史，更不是研究中国反侵略史；这个研究着重面应是揭明日本的侵略，而日本的侵略从思想、理论到实际活动，其记录于、反映于日方资料中应比中方资料中更直接、充分、准确。从这点上看，日方资料就尤为重要了。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研究透，不可不大力搜集、挖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方资料。
    深化研究应包括扩大视野，拓宽研究领域，而日本侵华史是有新领域可以开拓的。例如，我们已看到那么多研究日本侵华重大事件的文章，而有关侵华理论者则寥若晨星，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沉寂了。侵华理论是侵华行动的先导，是对侵略的鼓吹、鼓动、回护和辩解；有过去提出的，有的现在还不断炮制、包装；不论其形式是粗糙还是细密，都是侵略的一部分。对日本的种种侵华理论，我们的一些论著虽偶而有所触及或批判，却从没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清理清算，其中有的恐怕还不大知道。这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一块很大的缺陷，很需要扎扎实实地补上去。再如，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史历来全着眼于它的统治者、当权者的所做所为，很少涉及日本民众、国民的大多数；如果说到民众，也只认定他们是被骗者、被迫者，好像日本统治上层对中国肆行侵略从来没有日本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侵华没有社会基础或社会基础很薄弱。事实果真这样吗？需要科学研究来回答。日本民众或国民大多数在近代日本对华侵略中到底占什么地位？抱何种态度？这个题目该提上日程了。
    最后，想就研究日本侵华史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关系说几句话。前面曾说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意思很清楚，那“一个方面”是指“日本”，“基本上”就是并非“全部”。中日关系史的内涵是：除日本对中国的一面外，还有中国对日本的一面；在双方的国家关系中，与日本的侵略相对应，还有中国的反应；在侵略之外，还有非侵略即正常的交往；在非国家关系、民间关系中，正常的以至友好的交往更是多种多样；这一切都是可以而且应当研究的。这就是说，中日关系史的范围比日本侵华史宽泛得多，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研究日本侵华史与研究中日关系史没有矛盾，后者应包括前者，前者并不妨碍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两者相得益彰：研究日本侵华史是抓住了近代中日国家关系的本质，研究中日关系史则会证实这个本质就是日本侵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