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发展、互相促进。
    近代东北的土地开发和种植业的发展过程中，以副业形式出现的林牧副渔各地也随之趋于繁荣。当时东北农民除了开荒种地外，还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林水草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产品不仅可解决农区生产、生活的需求，还可大量向国内外输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开发垦区与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许多同志现在主张搞“大农业”，力倡“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把土地开发和林牧生产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东北近代农业发展史证明：没有大批移民进入莽莽丛林荒野之中开田辟地，就不会有近代东北蓬勃发展的林牧副渔各业。很显然，再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去开发利用，就发挥不了它的经济价值。
    二、东北农业近代化过程中沉痛的教训
    （一）必须彻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藩篱，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
    清末以来，随着官荒的弛欲与放垦，官庄旗地的破坏与丈放，封建土地国有制趋于瓦解，私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逐渐兴起，还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农业公司，农业资本主义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仅仅在东北农村中引起一些局部变化，长期延续下来的封建经济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大部分土地仍为地主阶级、尤其是官僚地主所垄断，广大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地租剥削。从清末到民国，地租剥削率不断上升，农业近代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绝大部分为官僚地主所剥夺。在乡村中，地主和官府互相勾结，共同压迫农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往往三位一体，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和榨取。官府的赋税剥削日趋加重，特别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为了满足军阀战争的物资供应，在东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很多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陷于破产境地。落后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高额的地租剥削使农业经营获利甚微，以至无利可图，限制了富农经济的全面发展。沉重的租赋剥削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化，经济基础极端薄弱，很难扩大再生产，对农业的投入局限在最低水平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大多为地主和官府以地租、赋税的形式所剥夺，不得不普遍经营副业，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从而限制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的贫困化，又导致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尤其是文化素质的低下，使近代科学技术很难普及推广。
    清政府和奉系军阀统治下的东北，尽管农业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还设立了一大批农业试验机构，大量引进西方农学和近代农业技术，但因当时政治的黑暗、生产关系的落后，使这一切收效甚微。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农村中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结合，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很难在农村普及推广，对于地主来说，向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要比采用先进技术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农业近代化不仅仅是个生产力问题，它要求生产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历史发展证明：“中体西用”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要真正实现农业近代化，必须彻底根除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二）必须根除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独立自主地发展农业。
    在东北农业开发和农业发展过程中，以日、俄为首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乘机侵入东北，利用各种方式大肆掠夺东北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东北人民的劳动果实。
    首先，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东北掠夺大片山林土地，设立林场、农场或牧场，进行掠夺性农林经营。清朝末年，帝俄修筑中东铁路过程中，共侵占中国官民土地20余万垧，并设立了谢夫谦克、葛瓦理斯基、洛洛错夫、波波夫等大批俄商采木公司，侵占东北森林24.5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头11年，平均每年采伐的木材约值一亿银元。（注：《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07页。）日本在东北更是大搞移民侵略和土地占夺。1915年日本通过“二十一条”攫取了所谓的“南满洲土地商租权”和“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合作权”。“九·一八”事变前，日人在东北“商租”的土地达403万余亩。（注：“满铁”产业部《关于伴随商租权整理在满日人之取得土地权利》，昭和十一年十月。）日人在掠夺来的土地上设立了大批农业公司、农业试验场、苗圃、采种圃、种畜场、配种场等机构，进行侵略性农业投资和经营活动。尤其是日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在对东北进行农业掠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次，广泛投资兴建农畜产品加工业，就地掠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1911年，帝俄在东北设立的面粉、酿酒、啤酒、皮革、肉类加工、肥皂、豆油、制糖等农畜产品加工达63家。（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792-794页。）东北的机器制粉业最初几乎全为俄国所垄断。日本则在东北南部大搞榨油业，设立了小寺、日清、三泰等一系列大型机器榨油企业。此外，日本还广泛投资于食品、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肥皂、碾米等行业，投资总额在2 亿日元以上。（注：满蒙文化协会《在满日人的经济的消长に就》， 大正十三年六月。）
    再次，外国资本垄断了东北农产品的运输和贸易，控制了东北的农产流通。帝俄的中东铁路和日本的“满铁”，像两根庞大的吸血管一样，吮吸着东北人民的血汗。农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运输，成为外国铁路运费收入的主体部分。特别是“满铁”，不仅经营农产运输，还利用“混保”的形式兼营仓库和交易业务，从各个方面把持东北的农产运销。东北的内河航运和海运业，亦为外商操纵。清末以来，外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像潮水般地涌入东北，特别是在粮食上市季节，外商更是云集东北，莫不趋之若鹜。东北城镇洋行林立，多数经营大豆三品或其他农畜产品。日商更是在东北设立大批特产交易所、交易信托所和特产现货市场，操纵东北大豆三品市场。而粮豆出口贸易，更是为外商所垄断。据1927年的记载：“北满之出口商务，几全为欧美日本各商行所操纵。中国商人，则因采购之物产，运往邻近中国市场，及转卖欧洲，未免受其限制，故直接经营出口商务者，实不多见。”（注：《北满与东省铁路》，1927年版，第224页。）1928年， 东北出口的大豆有31%是由日商经营的，其余的69%全为欧洲商人所垄断。（注：《大连に於计百特产物取の引及采算》，第49-50页。）1930年，日本三井、三菱、日清、日升、 丰年等五家商行竟垄断了东北豆油出口额的83%！（注：《大豆流通机构的变迁》，第16-17页。）不仅如此，外国资本主义还通过压低东北输出品（主要是农畜产品及其加工品）价格，提高东北输入品（主要是工业品）价格的方式实施经济掠夺，使广大东北农民处于贱卖贵买的不利境地，外国资本家“剥削满洲农民的手段非常刻毒”。（注：《前锋》，第3期，第28-29页，1924年2月。）
    外国资本主义对东北的农业侵略和掠夺，排挤了东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吸干了东北的社会财富，东北农民的劳动果实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家所窃取，东北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加速了东北农民的贫困化，阻碍了东北近代农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东北经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完全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庸。